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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他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涌向了大街小巷。4 K7 ]/ W9 |7 b5 i8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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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谢富治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2 @5 {6 b9 Q, ~; O# H8 h4 o8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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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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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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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U0 s* ]- p: H, M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决定设立专案组对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却一直将组员江青的意志奉为“旨意”,一切都听命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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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8 x4 ~& X, C ]/ T* l, m1 Z3 x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 Y8 C/ R: f/ U" ~1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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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青、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他们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审查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 d2 Y( }5 e+ V
$ E6 f2 Y. |/ s/ f: w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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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它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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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被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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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a) k6 v( [0 s5 T; s! y, m. g6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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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得到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这也使谢得到了江青的好感。6 O. j9 c" l) y! s* m3 }- 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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