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哲学先导：“三民主义”还是“一民主义”？

王师傅装潢 · 发表于 2012-4-1 16:59:34

本帖最后由段初生于 2012-4-29 17:07 编辑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金满楼供稿
      王学泰先生在《采菊东篱下》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在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特设“阳城马周”科以考选敢于直言的御史（马周为唐朝监察御史，以敢于直谏而闻名），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此举原本为博“善于纳谏”的美名，不曾想一向以“戆直”闻名的江南名士杭世骏在答卷上提出，“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界”；“满洲才俊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无一人焉，何内满而外汉乎？”
   实事求是的说，杭世骏的话句句属实，乾隆在没法反驳的情况下恼羞成怒，气得“抵其卷于地者再”，后命刑部治罪，部议死罪。但在征询廷臣意见时，满朝文武，无论满汉，都为杭世骏说情，说皇上既然下诏求言，如今怎能出尔反尔，引蛇出洞，若是杀了杭世骏，今后谁还敢说真话？乾隆听后自觉理亏，只好将之免官，放归乡里。
      杭世骏曾在博学鸿辞考试中名列一等，京中官宦争相延纳，但此次贬斥出京时，只有老诗人沈德潜一人前来相送，临行前他送了杭世骏一首诗，其中两句叫：“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其大意是，宋国有个富人家的院墙被雨冲坏，儿子说得赶紧修好，不然会遭盗贼，邻家老翁也这么告诫他，后来果然被盗，这个富人在夸耀自己儿子有先见之明的同时，却把怀疑对象放在了邻家老翁的身上（典出《韩非子》）；后一句则是说刚过门的新媳妇，初来咋到还没摸清婆家的深浅呢，却一入门就妄议婆家饭菜水平的高低。沈德潜的意思是，这种犯忌的“满汉”话题，皇上自己说说倒也罢了，你一个新官，又是个汉人，妄自评议岂不是像个新嫁娘，未免也太天真了！
      故事说到这里还没完。却说杭世骏返回杭州后，以教学及经商为生。22年后，乾隆南巡到杭州，曾为京官的杭世骏也去接驾，乾隆在众人当中一眼就认出了他，于是问他现在何以为生？杭世骏说，我现在靠卖卖废铜烂铁谋生。乾隆听后，很是为他的失意感到开心，随后便写了“买卖废铜烂铁”六个大字赐给了他。在后一次南巡中，乾隆又见到杭世骏，问他：“你脾气改了吗？”杭说，“臣老矣，不能改也”。乾隆听后很不舒服，冷笑一声：“何以老而不死？”杭世骏梗着脖子说，“臣尚要歌咏太平”。这回乾隆笑不出来了，因为他明知道杭世骏在故意冷讽他，但他又抓不住杭的任何把柄。
      乾隆这个人，外表宽和，实则忮刻，当年也只有杭世骏这种“不求官、不求利、不怕死”的过气老名士敢于倚老卖老，在装痴卖傻中向皇权挑战，最后还弄得乾隆灰头土脸、无计可施。对于此事，龚自珍在《杭大宗逸事状》中另有一说：“癸已，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反舍，是夕卒。”杭世骏字“大宗”，龚自珍的记载或许辅证了乾隆确实说过“老而不死”的诅咒话语，但说杭世骏当晚就死则是误记，因为杭世骏虽然是死于癸已年（1773年），但这一年乾隆并未南巡（其前一次南巡是1765年，而后一次南巡是1780年）。
      自命为“十全武功”、据传还是汉人血脉的乾隆一向把“满汉一体”挂在嘴边，但在清朝皇帝中，他对满汉界限的守卫最严，有两例为证：一是在“胡中藻案”文字狱中，名臣鄂尔泰的侄子、广西巡抚鄂昌在书信往来中与胡中藻称“年兄、年弟”，此称谓原本正常（因为鄂昌与胡中藻系同年进士），但乾隆看到书信证物后十分恼火，他厉声斥责鄂昌，说你是旗人，是皇帝的世仆，居然和汉人称兄道弟，真是不知羞耻；另一例是满洲钮钴禄氏家族有人因喜好汉人文化而改用“郎姓”（钮钴禄氏在满文中为“狼”的意思，“郎”姓即取谐音），乾隆得知后狠狠奚落他们一番，说他们忘了根本，不配为满洲人。
      《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乾隆对满汉之界的警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而引发的一种焦虑，但反过来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这样一个异质民族的统治何尝不是怨气满腹甚至愤恨有加。革命元老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直截了当的提出，“中国革命的动力”不在其他而在“种族思潮”，其中又以太平天国为“种族革命”之先声。太平天国距清末不过一个甲子的时间，但更早如康乾时期，天地会等会党即高举“反清复明”之旗帜，其中未尝不带有种族革命的色彩。

海阔天空 · 发表于 2012-4-1 17:22:07

王师傅装潢 · 发表于 2012-4-1 17:41:48

本帖最后由段初生于 2012-4-29 17:11 编辑

      历史的轮回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早期革命党很自然的接过了天地会及洪秀全等老前辈的旗帜，清末“反满排满”的口号漫天漫海，正是这种情绪宣泄的写照。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激愤的抨击满人“数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工，不能为商”，完全是一群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梁启超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无能腐败、保守颟顸的满人统治者既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也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不断沦丧中，清廷也日渐丧失其合法性。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相比于“人类生来平等，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这些法国大革命中的信条及“民主、民权、自由、宪政”等高深的名词，“反满”二字简单而充满激情，民众听得懂，记得住，这种感性的宣传最能起到效果。毕竟，当时的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并不高，即使认识几个字，也理解不了那些艰深的革命纲领与论著，要想让他们拥护革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说简单粗暴，但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却是大行其道。
      历史学者杨宽曾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从逻辑上说，革命党只要把近代所受的种种屈辱与罪恶全推到满人的头上，这样既缩小了打击面，又减少了汉人的罪责感；既团结了自己，又打击了对手，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
   排满主义的宣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对清王朝的合法性不予承认。在革命党看来，中国是汉人的中国，八旗入关之时即为中国亡国之日，满人入主中原是鸠占鹊巢，排满革命就是要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除出去。1904年，孙中山曾撰文列举了清廷“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八条罪行，并控诉清朝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是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在这种逻辑下，章太炎搞起了“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而邹容则公然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为了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革命党人把黄帝推了出来，主张“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陈天华则在《猛回头》、《警世钟》中热情洋溢地歌颂黄帝为“始祖公公”，希望借此唤醒汉人的历史认同。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
      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汉之不能容满，亦犹夫满之不能资汉”。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之蒙古族的支脉。对于满人在入关前的文化落后性，革命党人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譬如“满奴”、“建虏”、“夷虏”、“贱胡”、“犬羊贱种”、“通古斯人”等辱骂性的称谓，以尽可能的贬低并将之刻画为**、落后、丑恶的形象。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
   对清朝入关之初的民族压迫与杀戮大肆渲染，力揭深挖，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等。八旗入关后，曾在江南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其中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悲剧性的屠戮事件，这对汉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另外，清初推行“薙发、易服、圈地、投充”等歧视性、侵夺性的政策，也引起了汉人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其中尤以征服性质的“薙发”政策为甚。
   排满主义的第四个要点
   清廷对汉人实行歧视政策，其中又表现在几个方面，如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样是尚书、侍郎，满人官员的权力却大于汉族官员；满人在人数上远低于汉人，但官员比例却远高于汉人，特别在高级别的官职中更是占有绝对优势；在社会关系与法律上，满汉不婚，满汉不同法，满人犯罪所受的惩罚较汉人为轻；清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满人世代为兵，各地的驻防八旗对汉人进行军事监视等等。
      从历史上看，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理性的，但在一个动荡而不满的社会时期，理性的诉求往往敌不过感性的宣泄，这原本不是什么稀奇事。由此，任凭梁启超、杨度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绝对敌不过那几本充满激情的小册子。

王师傅装潢 · 发表于 2012-4-1 17:46:21

本帖最后由段初生于 2012-4-29 17:14 编辑

      从本质上来收，反满主义是一种“二分本能”（thebinarydistinct）的哲学，任何事物，只要分出好坏、美丑、敌我，就有了相互对立的一面，而作为革命的斗争哲学，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我们-他们”的区分（us-versus-themdistinctions），策略就是把多数人拉到身边，集中**打击小部分人（统治者）。这种思维，并不是革命党人所独有的，早在戊戌变法时，满人大学士刚毅就曾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这些守旧派无端指责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并臆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人肥”的谰言，可见“满汉成见”也同样深植于满族亲贵的头脑之中。
      小拉什.多兹尔在《仇恨的本质》中说，仇恨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求生本能，这种本能引发强烈的反感、生气与成见，从而形成一种破坏性极大的力量。正如孙中山说的，“清廷窳败，难期振作，非推翻专制，彻底革命，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正因为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国内又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由此形成的革命逻辑就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首先推翻这个腐朽的卖国专制政府——何况它还是一个异族政权。
      做事都要讲求效果，革命也不例外。“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仇恨教育，公道点说，历朝历代的造反运动都离不开它，所以辛亥革命党捡起这个武器也不能说太过分。干革命，就必须要有敌人，就算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个敌人出来。就从这点而言，革命党人很懂政治，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比仇恨更能激发人的战斗力了。
      把仇满溶入革命，始见于兴中会1894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十字政纲，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又将之整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直接效仿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这也是当时最具煽动力也最容易取得实效的口号。
   曾置身革命的陈独秀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对此不无揶揄的说：“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其言外之意，当时的加盟者大多为排满而来，三民主义也就变成了“一民主义”。颇具讽刺的是，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靠“一民主义”打败了清廷，以至于大家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革命成功、万事大吉，这是后话。
      在清末流传极广的小册子《革命军》中，尚未成年的小革命家邹容中大声疾呼，“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驱除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等等。邹容的这种论调，不免与种族主义甚至反人类主义同流，其对满人“有奇被毛戴角”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无视现实的想当然，因为就文化而言，当时的满人和汉人并不多大的差异（满人的平均文化水平应较汉人为高）。中国传统经书上认为，蛮夷与否主要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种族为标准，任何接受中华文化都可以被视为文明人，事实上，在经过两百多年的汉化后，传统士绅们已经认可了满人的文化定位。
      另一位著名的反满宣传家章太炎，他在1906年用白话写就的《逐满歌》中历数了清朝的残暴统治：“可怜我等汉家人，却被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驻防鞑子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雔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
      在此之前，章太炎曾为邹容的《革命军》润色并作序，在后来与保皇派的辩论中，其直斥皇帝为小丑的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更是名震中外。鲁迅曾回顾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革命军》序”；而一度力主保皇的钱玄同后来也说：“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清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一定非革命不可！”于是，“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惟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惟一的天职”。
      立宪改良还是暴力革命，这是清末年轻知识分子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彼此辩争乃至打斗的事件时有发生，吴玉章就曾在回忆录中说，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正酣的时候，四川留学生中大多数人赞成革命，唯独一位叫周先登的“可勒哇先生”（因为他说话常用日语“这个”、“这个”的语病）拥护立宪，彼此争论起来，拥护革命的就直接动手，把“可勒哇先生”打得抱头鼠窜。
   “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对于皇族内阁，革命党或许更加“愉快”，因为它在事实上证明了他们的反满言论。从理智上说，革命党绝不希望清廷立宪成功，或者说他们在刻意回避这种可能性。章太炎曾在《中国立宪问题》中直截了当的说，“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至于清廷是好是坏、进步与否，根本就不予考虑。汪精卫说得就更加的露骨而清楚了：“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汪精卫的话逻辑简单到近乎赤裸，而其语气之蛮横霸道，更近乎一种专制。
      血缘上的排他性使得革命党人不仅怀疑清廷立宪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更是抱有某种恶意，如1905年试图谋刺考察宪政大臣而自炸身亡的义士吴樾，他在生前就说过：“满人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还算理性的宋教仁也说，“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
      即便没有种族之见，革命党对清末新政与立宪也不能认同，因为立宪与革命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诚如刺死安徽巡抚恩铭而遭凌迟处死的徐锡麟所说：“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
      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际，孙中山曾不无感慨的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而应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但随着庚子年后国家与民族危难的加深，特别在留日学潮的助力下，反满的革命思潮如水银泻地般迅速攻占了年轻人的头脑，诚可谓日异月殊，一日而胜过三秋。
   “驱除鞑虏”口号不亚于精神原子弹，而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对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革命者的手上同样不乏鲜血，有他们自己的，但更多的则是那些无辜者的，而归根结底，还是那种非理性、功利性的狂暴斗争思维所导致的。
   中国人如果不能跳出这一思维惯势而走上有风度的对抗道路，其将来也必将是充满血色的。

斗争哲学先导：“三民主义”还是“一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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