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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药厂在彼时属特殊行业,审批程序十分复杂,常宁相应部门以及杨柏生本人为此上下跑动了3年,直到1995年,制药厂才被获准立项。之后,常宁县委又专门召开常委会,决定划拨700万元进行前期投资。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批不下来。杨柏生开始忧虑起来,“没有权威就弄不到钱,行政一把手当指挥长,肯定要比副职强。”于是,杨找到时任县长,请求其出面担当筹建指挥部的指挥长,取代原来的副县长。 `" a7 X3 _ C& V
" R& M [; i! x7 Y 杨的心急犯了官场大忌:制药厂是副县长搞起来的,事关政绩,责任攸归,怎么可以轻易中途换马?结果投资的事情基本就没下文了,最终,在换了三个分管领导之后,杨柏生才得到政府50万元的前期投资。而这50万元,不足以启动项目。 ( g& r) z* q/ W, {1 X3 j5 c
. ]2 d& [( B. ]; z9 m9 D4 E 筹建了13年的常宁制药厂,最后还是“一片荒地和几间破房”。现在,常宁市政府已着手对制药厂进行改制: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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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宁制药厂同类性质、同时立项、又同时购买产品专利的浙江豪森制药有限公司(当时全国购得此项专利的就这两家企业)则已开花结果。豪森公司于1998年投产上市,目前一年销售额已达到了5000万元。 & `* t! Y2 n1 r9 j+ d
$ G* N! o2 p* s, w" K( l 叙事者为常宁制药厂的夭折扼腕,常宁市政府一位官员更是如此评价:“制药厂是常宁发展的绝佳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项目,而它却因为行政方面的原因夭折了。”这多少验证了常宁官场在争取和实施项目中的复杂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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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常宁的项目情结、招商引资情结再浓厚,一定时期内的项目数量总是有限的,一定时期内的资金总额也是固定的—要改变或影响项目和资金的“去向”,使之流入普通到不能再普通、更无法吸引多少特殊关照的常宁,这实在是一种太昂贵的努力。 & n$ p M7 q5 _8 L+ t" f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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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当常宁为政者一次又一次为项目积极奔走时,起点同样很低的沿海若干区域的政府运营者却表现得那么“无为”,但同时当地民间的活力却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7 V" H9 {: o" D$ X- K! 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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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当常宁面临财政困顿、民间经济凋敝的情况下,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已具备了冲向全国的张力。这抑是又一个“地理决定论”的案例? 7 c; C, p( n6 g, Y6 q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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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家国有企业的渐渐死去,可能的原因很多:经济转型带来的不适应;行业风向的变化;具体经营者缺乏良方;或者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微妙原因。但是,政府对民间力量缺乏及时有效的关注和扶持,使得常宁乃至类似于常宁的城市失去一条可能通向光明的阳关大道。 8 N/ O. O% z2 L0 Z% F+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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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地方的“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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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0 b& d* `* j& s& d 许多单独的事例、个案就是这样在一个闭塞的范围里形成诡异的怪圈:经济的不景气慢慢对本地人就业形成了压力,那么进入“吃皇粮”的公务员阶层,自然就是一条保证生活稳定的理想通道;而事实上的财政紧张匮乏,则使得手上掌握权力的公务员(即官员)不得不“寻找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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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 u2 l* L% i$ x* ?; V, u0 E 萧一湘归纳的“三穷干部”其实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财穷”这一条已被某些个例所打破。 $ w4 |. \$ f. ]! H
& `7 T/ R4 N7 l/ h$ q 常宁市政府一名官员透露,当地某些有权的官员并不乏生财之道,其觅取“野食”的渠道主要有二:一是掌握单位进人的权力,以给人安排工作收取回报;二是单位基建的过程中收取施工单位的回扣。 . k) Y8 x' Q$ y" ~7 n8 G
. i7 n. s, w. v4 W7 J) V 单位搞一次基建并不容易,但进人却是常年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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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进人,只要是关系不太硬的,都要给领导送钱,好的行政部门进一个人在两万元以上。这些人怎么安排?工资从哪儿来?一个办法就是再增加机构,收编多出来的人;既然企业税收情况不好,人头工资保证不了,乱收费则在所不免,矛头只有落到老百姓、农民头上。”这位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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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1 A% Q7 ^/ E8 {4 R9 w 越是穷地方,某些“反差”现象越显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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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H7 ^: R8 x y0 @7 D8 q 行走在常宁不大的城区,记者随时可以发现气势恢弘的“豪宅”,这些即便在沿海发达地区也属“高水准”的建筑在常宁格外显得“鹤立鸡群”。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豪宅不是老板的,因为常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老板,都是官员的。”这话在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平民中都获得了相同的验证.: G4 `: Z/ e0 ?( ?4 G# b A" H+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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