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前：党员数量很少，地方党部“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当地任何政务”
1 Z" y+ j' ?2 h5 w& h虽然国民党于1927年开启“训政”，自命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但其党员数量，却并未因其对政权的掌控而高速膨胀。就国民**内普通党员数量而言，1927年4月的统计数据是约60万；稍后经血腥“清党”，1928年3月的统计数据是约22万，到1937年1月的数据统计，仍不过是52万余人。1935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990；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是，1958年，同样建政8年有余的中共，其党员与全国人口比例为1：52。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其“党力”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地方党部建设层面的数据也能说明国民党“党力”之薄弱——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了7个年头，但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只有不足17%的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直到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连正式的省党部都没能建立起来；其余如山西省党部受阎锡山排挤，直到抗战中期才恢复；山东省党部被韩复榘迫入地下活动，直到韩被处死才得以恢复；东北、华北地区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活动则几乎销声匿迹；两广地区党务，则在桂系及胡汉民等人的操控下自成体系，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至于县以下的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见不到国民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身影。这样的数据，除了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党力”非常薄弱，国民党对民众严重缺乏吸引力之外，从腐败问题的角度，还说明国民政府在“党”这个层面，“腐败能力”相当有限。 党政分开原则，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在“党”的层面的“腐败能力”。按照国民党训政制度设计者胡汉民的理念，“党部断断不能干预行政。因为干预行政，政府、党部就变成了双重衙门。党部的责任只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以辅佐政府之不及。”在1928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也明令“党员党部决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这种党、政分工非常特别，譬如地方自治，按上述分工，办理地方自治的具体事务，是政府的工作；宣传鼓动、使人民懂得自治的道理，则是党部的责任。换句话说，各级党部应该充当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而不应该成为“衙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地方基层党部连招牌都不许悬挂，以免给民众造成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的坏印象；各级党务人员也都不算公务员。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很难合拍，胡、蒋诸人希望各级党部远离行政权力，但党务人员却没有深入到底层民众中去的觉悟，而是只想着与政府抢夺地方行政权力，蒋、胡等人的理想最终沦为幻想。自国民党1927年执政以来，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至于蒋介石沉痛感叹：“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但至少在国民党中央这个层面，针对地方党政纠纷而谴责的对象，往往是地方党部。故而，在行政权的争夺上，至晚到1931年，地方党部已不敌地方政府而最终败下阵来。到1934年，已有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愤怒声讨“一党训政”的有名无实：“岂知三数年来，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 从薪俸数据上也不难看出地方党部的地位之低下，抗战爆发前，一个省政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外加办公补贴，可实得一两千元，而一个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则仅有150元，办公补贴则近乎为零；一个县长的月薪为250-300元，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则只有40元。抗战爆发后，待遇悬殊有增无减，如1941年，云南省政府委员的月薪为560元，而省党部委员会的月薪，仅170元。以至于“县党部的委员，天天相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社会上亦流传“学而优则仕，学而不忧则党”的说法。权力悬殊、待遇悬殊，人员编制自然也很悬殊，40年代一个省政府的员额编制多达五六千人，而一个省党部则一般只有数十人，多者亦不过百余人。 1939年后：党员数量暴增，党员素质暴跌，地方党部依旧很穷，地位依旧低下
3 h; v2 ~ x8 f据1939年的统计数据，战前的52万普通党员，因战争的冲击，已只剩下28万余人（1940年，中共已有40万党员）。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党组织，国民党决定开始大规模吸收新党员。1939-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平均以每年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至1945年，已增至264万人之多。同时，其组织建设也得以强化，据国民党中组部的统计，到1945年底，全国29个省都建立了国民党的正式省党部，县级党部从1939年的1128个增长到1992个；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增长到9397个；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长到78681个。换句话说，此一时期，国民党的党组织触角，貌似已经大规模地深入到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 但也仅仅是“貌似”。国民党党组织的延伸，依赖于党员数量的暴增；但党员数量的暴增，实际上是以党员素质的暴跌为代价的。此一时期，国民党中组部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数量指标，如1940年给后方18省的征收指标是178万新党员，但到上半年结束，18省仅征收到14万人。如此高指标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各种不择手段的滥竽充数。中央稍好一些，如蒋介石1939年训令全国所有公务员一年内必须集体入党，否则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到了地方，则是各种手段五花八门，如邢台以发粮食为饵引诱穷人入党导致某些地方全村都是国民党；直接拿保甲长的花名册填写上报、把学生年龄增加10岁集体入党、甚至直接闭门捏造名单上报，在当时都是极普遍的现象；以至于许多人直到49年后才知道自己入了国民党，才不知道自己成了国民党基层党组织的干部。更荒唐的是，扩张到最后，连国民党中组部也搞不清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了，1942年中组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结果被人告发周根本不是国民党党员；1946 年国民党中央郑重决定“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决议下发后，中组部却发现宗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党员。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1945年所谓的264万国民党党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正如1946年湖南的一位国民党代表公开抨击的那样：“近年来，下级党部吸收新党员，每因限于上峰规定之数目必须如期征到，往往浮缴广收，滥竽充数，结果腐化分子得以趁机潜入，不仅对党毫无贡献，反使社会优秀分子以加入本党为耻。”而各级地方党部依旧留不住真正的人才；依旧非常穷——某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的区分部每月经费，则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依旧地位非常低下；依旧毫无组织能力，“号称数百万党员，……但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决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联系”，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 用人“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
4 P! | D# b% V$ L1939年以前，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如1929年，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是36.3%；1933年只有22%。再如1929年，南京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0.9%；1930年上海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7.2%；同年，江苏吴县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比例仅8.8%。1939年，因中央机关公务员被蒋介石一纸命令强制集体入党，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提升到45%，1941年又升至64.4%，但这些高数据显然没有什么意义，国民党党员自始至终未能控制各级政府；而且越到基层，其控制力越弱。即便是县长这般重要的地方一把手，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也不算太高，193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湖南各县县长只有49.3%是国民党党员，湖北各县县长是国民党党员者也不过61.4%。 党员无力垄断政府内部的各级政治资源，与国民政府的用人制度密切相关。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子壮曾抱怨说“党人只能办党而不入政途，已属畸形”，而蒋介石则多次批评党内同志“不应专为猎取政府中的高位”。不让党人垄断政府，固然是好，但国民政府精心设计的用人制度——考试院——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政务官不归其任命，事务官也不归其选拔。前者控制在蒋介石个人手中，后者则控制于各部门和各机关的主管之手。政府各机关的用人，完全靠裙带关系。1936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对此有切身体验：“院中大小官员的任免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尽管在考试院的督导下，实行着一种考试制度，但大小官职都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替补的，要有也只限于那些比较低微的职衔。……考试院对任何人推荐的任命极少否决过。” 这样一种用人环境下，主管官员一旦卸任，新人上任，下属官员也必然随之大换血，“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裙带之风盛行，卖官鬻爵也随之而来。据《唐纵日记》记载，1932年河南省安阳县县长舞弊被民众告发。省主席刘峙提讯，指责其贪污应该治罪。县长回答：“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并取出其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收条一纸呈上。刘峙问张“有无此事？”张说“姨太太手中有账可查”。刘亦无奈。此类事件，当时可谓比比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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