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反腐走不邮人治怪圈

激情反腐走不出人治怪圈

: f! U. t0 v& M6 K! r* z      对于腐败的痛恨基于人性中反抗破坏公平的本能，也是人们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意志表达。腐败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主题，腐败是公权私用，是公共权力的运用超越了制度、法律和行政伦理规范的边界，表面看来，它侵吞了公共财产，实质上是剥夺了他人的利益和机会。作为每一个正常的社会成员，都不会去拥护腐败行为，腐败始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死敌。因此，任何时候的反腐话题都会引起人们的普通兴趣，其中隐含着人们参与社会公平构建的内在逻辑，也是权利体系背后强大的政治力量。正由于此，反腐才有群众参与下的政治舞台，也是政治运作艺术中屡试不爽的法宝。与其说运动式的激情反腐是为了平息一个时期的群众怨气，不如说是化解政治权力危机中的一个乐章。历史地看，这样的激情反腐必然是运动化的打击方式，最终的效果不但无法治理腐败，还会重新掉入人治的陷阱。
      大众心理特征只关注显性的轰动事件，并在事件的短期效应中追求极致快感，根源、本质、理智和逻辑不是它的兴趣。大众的反腐心理便是这样，只看到了贪贿事件，但很少去考虑贪贿背后的权力模式和形成机理。也就是大众的反腐心理更容易在激情反腐中得到满足，追求幻觉般的快感是大众心理的显著特点。正是基于这种特点，多数暴政才能成功，各种群众运动才能点燃。本来，群众的反腐诉求是遏制腐败、改造政治结构的有效力量，但是它对快感的过度追求会把正义力量进行逆转。如果群体的力量永远不对腐败之下隐藏的生成机理和权力逻辑发生兴趣，只是随着运动化的快感而游走，运动化的反腐也永远只是一种人治的游戏循环。
      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中从来不缺少激情反腐的浪漫与残酷。这种反腐方式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看客和哄客心理，是建立在复仇文化之上的政治形象工程。从人性方面看，对腐败的痛恨还有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嫉妒心理。另一方面保持了权力体系的动员力量，维护了权力结构的生态平衡，重申了权力执行中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激情反腐是民间与庙堂之间的一种真诚合作，是一种政治剧场中的真实互动，是一种过度消费公平幻觉的官民二人转。在我们的历史深处，登峰造极的激情反腐便是朱元璋的酷刑创举。朱元璋是真诚地想保住他的江山万年不变，为了打铁需要的自身硬，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就可以当即把他绑起来送京治罪，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处死，还要株连九族。为此觉得还是不能遏制贪贿腐败，便一气之下还发明了对待**的抽肠、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来风干）、阉割、剥皮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历史证明，这些发动群众进行的严酷反腐之举并没有消除腐败，只是满足了人们的复仇心理，人们在剧场效果中得到了消费快感。至于这种运动中借反腐之名所发生的冤假错案和无辜株连，以及是否能带来政治清明并不是大众的心理需要。我们的文化中更不乏这种激情反腐、运动反腐的情结，因此，包公、寇准、海瑞才成为民间供奉的清官偶像。这种戏剧化的反腐情节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快感需求，成为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的快感消费，也成为中国戏剧文学最青睐的表达主题。看客们总期望能有包公出现，一举铡下**们的滚滚头颅，并且官阶越大，越能带来大的快感。这种文化一直潜藏在民族的基因中，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热衷呼唤清官，寄希望于某位杀气腾腾的反腐官员。这种文化中存在的法治和程序正义的缺失从不会被大众心理所思考，也不会去考虑运动反腐中政治权力对于民众力量的挪用，只要满足了心理快感即可。在这种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中，至今我们还存在着化不开的包公情结，存在着对法律信仰的缺失。由激情反腐衍生出的“清官”依赖，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治的依赖，是将社会治理建立在道德完美的“包公”身上，这种典型的人治幻觉与法治理念格格不入。一路传承下来，今天的激情反腐才有深厚的文化地气，有人一听到慷慨激昂的反腐承诺就会激动不已，甚至泪水涟涟。大众心理更不会深究“清官”情结中的封建礼法和等级观与现代法治的平等理念水火不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上访事件中不断出现的“拦车喊冤”、在政府门前“下跪”等行为，这些都是清官情结所导致的清官崇拜，这种崇拜是一种人治崇拜而非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以此形成的文化基础极大地阻碍了公民社会和现代法制体系的建设。
       其实，中国式的腐败并不仅仅是物质的贪贿，这只是表面化的，是显性的。大众之所以对这种表面化的物质贪腐恨之入骨，一方面是对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的愤怒的目标转化，一方面出于不去思考更加隐性的腐败。正如托克维尔在考察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发现的，“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当下的大众反腐心理便是这样，与其说他们痛恨腐败，不如说他们只是在激情运动中消费复仇式的快感。也就是对于迎面的石头恨之入骨，而对背后的屠刀则无所兴趣。正是如此，显而易见的贪贿更容易激起人们的仇恨和反对，然而，提供给贪贿的机会和条件则无从考虑。我们知道，贪贿只是腐败的一种显性形式，实际上单纯的贪贿在腐败中是危害最小的，但是，这种形式最能激起人们的痛恨。然而，危害最大的腐败往往都是隐性的，也是大众所没有兴趣，或者不易察觉的，就是贪贿所依靠的制度性腐败和政治腐败。没有制度性腐败和政治腐败就没有权力寻租的机会，没有寻租机会自然也就没有了贪贿的机会。目前的制度性腐败必然导致权力结构性腐败，然后必然造成贪贿的租金在政治市场中的应用。制度性腐败造成的最大腐败危害还并不是仅仅满足了一些**的物质欲望，而是让他们垄断了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这种腐败形式的表现主要在于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垄断，以此造成的决策失误、资源浪费和社会文明逆转。目前制度设计中最大的腐败形式应该是“一把手”大权独揽的现象，在无法制约的权力运作中，“一把手”个人独断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远非几个**的贪贿数字能比。当一个区域或部门的“一把手”可以横行无阻地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用一个区域或系统的人们的生命进行权力试验。大众心理就是这样，被人抢去了一点财产就要拼命，而被人夺去了组成生命的时间却还对其俯首称臣、歌功颂德。
      激情中的运动式反腐是一种传统政治模式，对于腐败惩除的承诺对大众心理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尤其能够焕发社会中下阶层对于权力的希望。加之左翼思潮对于社会中下阶层的革命蛊惑，激情中的运动反腐还会引起他们在制度回归上的认同感，以此在旧体制的复兴幻象中找回失落的记忆。但是，越是如此，这种激情之下的运动反腐越是危险，越是不符合人类政治文明的普世价值。这种运动式的反腐不仅不能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还会让社会承担更大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是政治倒退，还是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继续破坏，甚至会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严重分裂。激情之下的运动式反腐本身就源于一种人治思维，其运作方式也是典型的权力腐败形式。一是顺应了大众心理的消费快感，与其说是人们在注目反腐，不如说是娱乐化时代的文化症候。这种反腐在为人们制造娱乐消费的同时迷惑了反腐的目标，使人们深陷在清官与**二元对立的戏剧迷幻中，从而影响了真正的反腐目标。二是这种反腐方式不但不能起到吏治的作用，还会给更大的权力寻租创造更多的寻租空间，使普通的贪贿腐败转移为人事腐败。我们知道，人事腐败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的贪贿腐败，这种腐败方式还会进一步加固权力的垄断。三是这种形式的反腐容易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借反腐之名整肃政敌。在一元化的政治结构中，对于权力资源的争夺成为权力垄断的必然，权力的垄断性生存永远需要斗争资源。我曾经遇到一个部门的纪检书记，他说他就是“一把手”的一把剑。这种官场文化中的悟性与投机意味着这把反腐利剑只为其主效力，最后形成权力结盟，激情反腐行动自然成为排除异己的最佳方式。四是贬抑法律和制度建设。这种方式的反腐依靠的只是政治权力的内部机构，会进一步做大某种机构的权力，形成新的权力腐败形式。运动化的结果会夸大这种方式反腐的作用，从而淡化了法制与制度的根本地位，导致公民对法律特别是司法程序的不信任，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心，最后会导致更多的涉案涉诉信访，进一步陷入人治循环。
% S/ Q/ M- t. a( I5 U4 ]      如果人们至今还在满足于激情反腐的运动化方式，不但会浪费了民众积极参与反腐的热情资源，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因此延误了制度变革的大好时机。人们对于反腐的强烈诉求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一方面还是人们对于权力体系的信任。如果新的反腐仅仅是保留在运动化的传统方式上，只是一种权力在危机状态中的饮鸩止渴，不但不能化解危机，还会酿成更大的具有颠覆性的危机。因此这种反腐方式不是建立在法律和制度设计之上的，会进一步加强权力的垄断。新的权力结构的垄断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它会进一步加强对于经济、市场、文化和社会空间的控制。运动化的反腐还会为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提供借口，权力在符合“民意”的呼声中横行无阻。从这种反腐形式的生成机理来看，它与政策冲动、立法冲动、政绩冲动无异，都是公权力对民主和法治的蔑视，是对于个人理性和道德的放大。人类的历史经验使我们知道，任何个人都不具有反腐的道德能力和楷模作用，人性之中的原罪决定了任何人只要在合适的条件下都会有贪腐的可能。任何机构也无法成为廉洁的典范，也就是经验还无法豁免任何反贪机构和反贪人员的贪腐可能。激情之下的运动式反腐更多的是掌握了群体心理的运行规律，大众在这种运动化的状态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想象。人性的弱点就是轻信一种承诺，那怕这种承诺不排除真诚和决心，但他并不考虑承诺之后的实际效果。源于人性中的恐惧心理，一种钢铁般的承诺往往可以暂时麻木当下的恐惧，但并不能解除长期的恐惧。正是因为人性中的轻信弱点，任何依靠个人权力的反腐都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天使。腐败的人不是天使，同样，反腐的人也不是天使，他们都具有人的原罪。
, a) S, L) |. E# W# N" T( ]0 z6 l       既然激情反腐不能消除根本性腐败，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则需要寻求一种有效的反腐路径。激情反腐，这种源于革命思维的运动方式必然带来腐败循环，如同暴力革命一样并不能带来理性与文明。目前，整个社会的反腐诉求实际上是一种改革共识，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大好机会，如果没有了这种反腐共识，也就意味着对改革失去了信心。那么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结合现有权力体系的历史遗产，可以先易后难，逐步实施，逐渐进行反腐的制度建设。一是大力削减审批事项和执法范围。此项工作虽然进行多年，但并未有实质性的成效，原因是削减的审批事件都是些无利可图的皮毛，甚至还借各种部门立法的机会进行了恢复和加强。在新的审批事项削减中要依据法学家、管理对象与社会各界的意见，由第三方进行实施，让权力从此变得无利可图。二是撤并重复、多余的党政机构。目前相当一部分部门设置是多余且有害于社会的，虽然机构改革进行多年，未见成效的原因是一些机构虽然合并了，但人员并未减少，甚至借机进行了扩充。权力部门不仅自身的膨胀逻辑是强大的，它的权力偏好还是向利的，各种机构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幅度削减。三是取消权力体系内部的反腐机构，反腐任务由第三方承担。也就是成立独立于现有党政体系的反腐机构，由人民授权并监督实施，且不受现有权力结构的制约。这样一方面保持反腐机构的中立性，一方面切断与现有权力体系的生物链，反腐行为只服从自己的职业伦理和法律规定，而不受意识形态的干预。四是实现新闻舆论在反腐中的言论自由，新闻媒体只关注新闻事实和承担法律责任。新闻机构在反腐的言论自由方面享有优先保护原则，并独立于任何权力机构，以此鼓励新闻媒体对权力动作体系的监督和批评，从源头上起到对腐败冲动的遏制作用。五是逐步建立独立的对于腐败行为的司法审判，使腐败行为切实得到惩除，避免司法审判的多种干预和政治例外。六是逐渐建立宪政框架下的反腐体系，由激情反腐变为理性制约，由运动反腐变为制度封堵，由贤人反腐变为政治防范，由亲痛仇快的惩罚变为制度救人的保护。
: b; d- U9 Y2 y3 T" _# z0 G  m      当前整个社会的反腐声浪是权力危机的一种反映，这种危机也正是社会制度变革的良好契机。虽然这种反腐要求之下的制度变革是民众倒退的，如果顺应民意和历史发展进行脱胎换骨的制度革新，可以避免更大的政治危机。这就要求执政者在根本性制度方面痛下决心，而不是准备几百口棺材来大开杀戒。明朝准备了何止几百口棺材，现代革命之初至今因反腐而使用的棺材也难以计其数，不是还是不能走出反腐更腐的恶性循环？为了使整个社会付出最小的代价，也为了权力体系付出最小的成本，制度性的反腐体系建设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必须吸纳世界先进的制度经验，尤其是普世价值，而不能以强调特殊国情和特色制度来加以拒绝。第二，迅速分散和约束“一把手”的权力。一些地方的“一把手”已经成为真理的化身，拥有超过皇帝的权力，现在这种腐败之源很难受到有效制约，并有着带动和示范作用。第三，开放社会，鼓励社团发展，以此形成对于制度的促进和配合，同时也减少根本性制度变革带来的震荡，使社会始终保持在一定的稳定状态。第四，保障公民权利，扩展言论自由空间。公民权利的落实可以有效制约权力的肆意，从而在源头上遏制腐败，降低腐败的机会。言论自由又是权力腐败的克星，会让权力运作置于公开的舆论环境中。言论自由的扩大能够倒逼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从而减少腐败的可能。
       按照不少专家的说法，中国官场已经退化为典型的“柠檬市场”，权力体系已经成为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系统，这样一来，目前反腐设计中的内部监督是一种悖论，而外部监督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如果不能在新一次的改革期待中消除人治思维和“柠檬市场”，结果会很快撕裂改革共识，如孙立平说的那样无法把信任改革的期待“超过五年”。在后革命型的威权政治中，靠权力执行者的道德来“慎独”已经没有意义，关键是有真正的勇气和智慧和过去做个了断，尽快与传统的权力模式和反腐思维进行剥离，从而焕发制度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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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

很深奥！

李克强总理说了反腐倡廉的六大法宝，很有针对性呀。

很深刻

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