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提醒林彪 要防止部队被张国焘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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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授党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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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功劳是大家的，责任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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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到张国焘的“请客”和陈昌浩的“谈话”，聂荣臻顿感事情严重，他提醒林彪，要防止红一军的部队被张国焘吃掉。林彪不以为然，反说聂荣臻有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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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创建初期的老党员，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作为开国元勋，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参与指挥了平型关战斗，组织指挥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和平津战役，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作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者和拓荒者，为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特别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创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革命思想和崇高风范，永远是**人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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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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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说：“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坚定的党性立场和憎爱分明的是非观念，使聂荣臻在重大历史关头保持政治清醒，旗帜鲜明地站在正确路线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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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月，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聂荣臻坚定地支持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聂荣臻认识到，长征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必然结果，长征开始后继续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只要**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这是聂荣臻反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党和红军屡受挫折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长征路上，聂荣臻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出来领导？这时，因负伤坐担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明确提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让**出来领导。王稼祥的想法与聂荣臻不约而同。遵义会议前，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高级将领游说。聂荣臻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三番五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聂荣臻坚决支持**的意见，赞同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拥护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请**出来领导。对今后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历史证明，聂荣臻选择支持**是正确的。

　　几个月后，聂荣臻又一次面临新的重大是非的考验。那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这时，中央红军只有1万多人，而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共8万余人。凭着枪多势众和在党内的资历，张国焘想当领袖的野心急剧膨胀。他既瞧不起原中央临时总负责博古，对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也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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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负责人在河北涉县。左起：李达、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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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聂荣臻就发现张国焘图谋不轨。那天，张国焘突然请聂荣臻、彭德怀去吃饭。这引起了聂荣臻的警惕。聂荣臻回忆说，席间，他东拉西扯，开始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没再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在这些笼络感情的铺垫之后，张国焘就派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向聂荣臻展开攻势。一天，聂荣臻、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会后，陈昌浩把聂荣臻留下，说还有事情谈。陈昌浩的谈话明显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否定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聂荣臻的回答没有如张国焘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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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到张国焘的“请客”和陈昌浩的“谈话”，聂荣臻顿感事情严重，他提醒林彪，要防止红一军的部队被张国焘吃掉。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林彪不以为然，反说聂荣臻有宗派主义。两人都动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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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夏洮战役下一步行动问题的报告，提出主力要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向陕甘发展。列席会议的聂荣臻完全拥护**的报告，认为张国焘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的主张是错误的。鉴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9月20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聂荣臻出席这次会议，他在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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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食粮和吃饭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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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聂荣臻特别重视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在回忆录中，他用很大篇幅阐发做政治工作的体会。聂荣臻十分赞赏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他说，那时敌强我弱，我们的装备和火力都远不如敌人，在人数上，敌也数倍于我。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除了靠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以就虚之外，主要靠压倒敌人的士气。士气从哪里来？靠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这就要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平时经常的、基本的和时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战场上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基于对政治工作强大威力的深刻认识，不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还是军队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时期，聂荣臻始终要求加强政治工作，并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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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对日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战斗，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前，日军大举侵犯中国内地，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国民党正面战场部队屡屡后撤。9月上旬，日军第二十一旅团突然出现在平型关附近，并打垮晋军刘奉斌师。如果任日军突破内长城，染指雁门关或太原，国民党整个第二战区抗战形势将不可收拾。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立即着手部署平型关会战。经周恩来、彭德怀同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担负侧击向平型关前进的日军的任务。时任副师长的聂荣臻考虑到，当时日军气焰嚣张，友军锐气尽失，这一仗事关军威民心，非同小可。他建议利用平型关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气焰嚣张的敌人，打出八路军的威风，给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来一个振奋！

在做好战斗准备之后，9月24日，召开了全师营以上干部战斗动员大会。师长林彪宣布了作战部署。聂荣臻进行了政治动员，强调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他说，这一仗必须打胜！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企盼着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个捷报。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我们**人一定要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们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第五师团，在日军中颇有名气，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作战动员使指战员群情激奋，纷纷表示杀敌立功。这场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透过望远镜，聂荣臻看到经过武士道训练的日军虽然失去指挥，仍进行顽强抵抗。八路军指战员前仆后继，连伤员也与敌人伤兵扭打在一起，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清理战场时，人们发现有位战士与敌人拼刺刀时，双方的刀同时刺向对方胸膛，一齐倒在血泊中。这场血战以歼灭日军1000余名而结束。平型关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和八路军的声威。**于次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称赞“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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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8月，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线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使日军的交通枢纽陷于瘫痪。战斗中，三团一营的战士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战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中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我军抢救脱离危险。像这类事情在战争年代是很多的。但聂荣臻得知后，却没有简单地处理，而是从政治的高度看待这个事情。他认为，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但“孩子是无辜的”。于是，他命令部队将两个日本小女孩送到战地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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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并恢复健康后，聂荣臻决定将她们送回去。那天，聂荣臻找来一名可靠的老乡，让他把两个日本小女孩送到石家庄的日本兵营。为防止孩子在路上饥饿啼哭，他特意准备了各种食品。聂荣臻还专门给日军写了一封信，介绍两个日本小女孩被救的经过。多年后谈起此事，聂荣臻说：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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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聂荣臻所想的那样，此事在日军中产生很大震动。一些日军官兵知道此事来龙去脉后，非常感动和惭愧，更加认识到了侵华战争的罪恶。他们专门复信聂荣臻，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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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姚远方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一文，将这段故事公之于众，引起了热烈反响。日本媒体对聂荣臻在40年后还记挂着日本小姐妹十分感动，很快就找到当年的姐姐--住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的美穗子。随后，中日友协盛情邀请美穗子一家访华，年过八旬的聂帅于1980年7月14日在北京接见了美穗子一家。此事成为中日友好的又一段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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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一天没有精神食粮

　关心国家大事，是聂荣臻毕生的追求。早在中学时代，聂荣臻就“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那个时期，对聂荣臻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部分条款和复辟称帝，引发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参加焚烧日货的行动，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号召人民以抵制日货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二是连年的军阀混战，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多年后，聂荣臻联系青年时期对四川的感受，对**说，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要解决四川问题，可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听后笑了起来。正是把国家兴亡、民族复兴与个人联系起来，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1919年岁末，聂荣臻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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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戎马一生的聂荣臻，晚年虽主动辞去所担任的一切领导职务，但关心党和人民事业的痴心不改。1986年7月30日下午，中央指定的党的十三大人事安排五人小组成员王震突然来访，征求聂荣臻对邓小平提出的十三大上他也全退一事的意见。对这一重大的问题，聂荣臻异常慎重，沉默了好一阵才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送走王震后，聂荣臻为了郑重起见，又委托秘书起草一份“备忘录”正式上报中央，其中写道，我总的想法是：我们党要有自己坚强的领袖……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中央对聂荣臻的意见高度重视，最后形成了“四老全退”（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半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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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对军队建设有操不完的心。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85岁那年，他又给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写信，强调：“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干部评定了军衔，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和提高责任感。”1988年，我军终于恢复了军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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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9月，聂荣臻因心力衰竭住进医院，经过两个半月住院治疗出院不几天，再次出现心力衰竭征兆。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鉴于聂荣臻的病情，医生告诉秘书，不得向聂荣臻汇报任何事情，不给他读报、念文件、不听新闻。聂荣臻得知后对秘书说，医生的好意我知道。但我一辈子从事革命活动，怎么能不知道不关心国家大事呢？再说，一个人的思维是不能停顿的，不想这件事，就想那件事。与其如此，还不如给我听听国家大事。这叫精神食粮，人是不可以一天没有精神食粮的。在他再三要求下，医生同意他每天上午听读报，下午听念文件，晚上看电视新闻，每次都不得超过半小时。聂荣臻这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永远的丰碑。

我有预感，有人要中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