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值得过多同情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值得过多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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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历史：戊戌变法失败与康有为想刺杀慈禧逼她让权的关系有多大？戊戌政变是否真的存在？

金满楼：关于戊戌年的那场政变，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中称，慈禧呵斥光绪：“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也称，慈禧太后曾当面怒骂光绪：“我养育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并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事后，清廷曾发布了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其中称“前日竞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但因为各种原因，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多不采信或干脆忽略处理，康梁等人也从未承认有过围园密谋。民国后参与修撰《清史稿》的金梁曾当面问康有为，是否真有“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变色道：“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禄）、袁（世凯）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

近代史家描写戊戌变法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底稿，其中对“围园密谋”只字未提而多称颂变法志士的非凡事迹，但梁启超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在康有为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却透出了一丝非同寻常的信息：在戊戌年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后决定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勤王，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之密谋，但有要袁世凯“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之语。

上世纪八十年代，杨天石先生在日本发现参与其事的维新党人毕永年所撰的《诡谋直纪》后，立刻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其中不乏汤学均、房德邻、孔祥吉等名家的参与。在《诡谋直纪》中，作为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的毕永年自称受命为“围园”的执行人，事前康有为曾告诉他准备以袁世凯兵力为后盾，并让他带领百名壮士“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而后又有人告诉他，康有为的真实用意是“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

在得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失败的消息后，毕永年知事机已泄，随即远遁避祸。在流亡日本期间，毕永年与康梁等人发生矛盾，由此才有了这本揭露性的《诡谋直纪》。尽管各史家对这份史料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但因为它与袁世凯在民国后公布的《戊戌日记》有颇多相印证之处，因而这本《诡谋直纪》虽然有不少失实之处，但也不能完全认定为“伪作”。

如果说清廷的上谕是“欲加之罪”、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可以因人废言的话，结合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康有为《自编年谱》及诸多时人笔记，似乎可以推定，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年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认为，戊戌政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慈禧太后只是限制了光绪的权力，过程相对相对和缓，但在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政变立刻走向流血化，这似乎也是目前近代史家界的共识。

如果“密谋说”与“阶段说”成立的话，历史学界外的两种大众观点或有必要更正：一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政变非因告密引起，但告密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后果），二是慈禧太后发动流血政变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保守，而是因为她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假如回到历史的现场，在一个号称“以仁孝治天下”的时代（即康有为所称的“我朝以孝治天下”），如果维新变法由此而遭受失败，康梁等人的急切与毛糙或许也有可罪之处。

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