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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之伟大精神 在部队，首长经常教训学生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战士不能像文人一样文质彬彬。当兵要说打就打，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要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退伍后，接触到一些文学人，看了几篇文学评论，觉得中国文人更加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俗话说“句向深夜得，心从天外归”，曹雪芹说“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说明不怕苦是文人的共性。文人虽然没有人像董存瑞手举炸药包炸碉堡，像黄继光用胸部顶住爆破筒，但是大多数文人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最近我又看了一篇文章，写明太祖朱元璋大兴文字狱，胡乱杀人，杀人成性。 传说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将全寺僧人杀尽。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处死刑。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水断命。又如，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视为不敬；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又骂皇上无德。这样的捕风捉影，让不少文人赔上性命。 可笑的是，因朱元璋早年当过和尚，造反起家，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僧”字无人敢提，用“生”字也得小心。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看后非常气愤，认为：“生”和“僧”相近， “则”近“贼”音，“光”是明显侮辱朕。不杀不平朕愤！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等等。他们都因一字不慎，格杀勿论。 更可笑的是在南京，一年元宵节，出了一张漫画，画了一个大脚女人，赤脚怀里抱了一个西瓜。正巧朱元璋微服访问，一见大怒，因为马皇后脚大。但是查不出绘画的人，他便下令把那条街的人全杀了。何等的草菅人命！ 附带一句：他的儿子朱棣也继承了他的杀人秉性。朱棣把建文帝逼死后，要登基，找到最有名的文人方孝儒写登位诏文，方孝儒认为他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遵命。朱棣问：“你不写？不怕我杀你九族吗？”方孝儒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从命。”朱棣果真下令杀他十族。把他的学生也当做一族杀掉，总共杀了847 人。 朱元璋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最好施用凌迟。凌迟就是千刀万刮，把人用渔网网住，用刀一片片地把从渔网鼓出来的人肉割去，直至人断气为止。然而他总感觉刀数太少，要刮3600刀才过瘾。当时的刽子手，没有一个能做到。他下令擂台比武，终于有一个优秀的刽子手，对一个犯人刮了3543刀后，那个犯人才断气。于是《大明律》后来有了新规定：凌迟最重之刑，要刮3543刀。什么明太祖？暴君！ 在这样风声鹤唳的文字狱里，在这样丧心病狂的暴君面前，还是有不少方孝儒似的文人舍得一身剐，不怕十族杀，呕心沥血，敢写真话。“历史的悲剧可以造成文学的不朽”，这话不假。因为为悲剧可以从反面引发文人的责任感和激情，所以我国的四大文学名著，明朝就出了三本。施耐庵的《水浒传》写成后，流传民间，朱元璋看后很气愤，很快将他捉拿审问，好在在刘基出主意，让他托病就医，才侥幸保住性命。吴承恩性格耿直，不会阿谀奉承，只做了二年县令，便免官为民，71岁开始创作《西游记》。罗贯中看透时政，一生东奔西跑，南北飘流，写下长篇巨著《三国演义》。还有江广洋、谢肃、徐青、主冀、叶子奇、孙著、刘基、张羽等等人，笔耕不息，反映现实，虽然丢了性命，也留下了一些好作品。 清朝统治者制造文字狱可谓承前启后，发扬光大。据统计：从顺治五年到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共发生各类文字狱82起，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起。然而，清朝出了个了不起的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境地，甘犯众怒，写下了“怨世骂人的”《红楼梦》。他死后，家里一贫如洗，连手稿也无人整理。传说高鹗续写后40回。吴敬梓靠典当卖衣，写下《儒林外史》，抨击科举制度，批判封建社会。蒲松林满怀积忿，不吐不快，写出了“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的《聊斋志异》。 连想到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独尊儒术，抑黜百家，金元入侵，歧视汉人。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继往开来。 正直文人几乎是在文字狱中生存，打拼，拼命。 西汉司马迁任太史令，因正义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被判死刑。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50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腐刑是用绳子将人捆到木架上，剥光衣服，暴打一顿，再割掉生殖器。司马迁无钱买命。他想到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冤死，就比鸿还轻，最要紧的是他的《史记》没有写成。他毅然选择了腐刑。后来，他忍辱负重，谱写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作品。 万世师表的孔子有独特的政治见解，更有一腔报国热情，可他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只当官四年，便周游列国，东奔西走14年，多次遇险，险些丧命。爱国诗人屈原因楚怀王听信馋言，是非不明，被逐出都城。他忧国忧民，而作《离骚》，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石投汨罗江自尽。著名法家学、散文家韩非子多次上书变法图新，在秦国遭诬陷，在狱中丧命。哲学家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借机批评朝政，被逐出朝廷，又被监察御史指控十大罪行。他在忧愤中丧命。 历朝历代的文化名人，如左丘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韩愈、陆游、陶渊明、辛弃疾、关汉卿、柳宗元、王夫之等人，人生道路都坎坷不平，或遭弹劾，或遭贬职；或被流放，或被判刑；或隐居，或飘零。但是他们都有一种道德勇气，一种风骨精神，敢于揭露现实弊病，甚至冒犯朝庭。 若说近代，谭嗣同临刑前题诗：“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多么崇高的视死如归！邹容看到章炳麟等人被捕入狱，誓与他们同生死，共命运，奋起投狱。多么伟大的冲锋陷阵！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签署命令，追赠他为“大将军”。 敢于在文字狱中奋斗的文人，不管有名无名，都是伟人。检验伟人的标准不是标语、口号、歌声，而是老百姓的心声。2000多年了，有谁还记得熊槐（楚前怀王），但是连小孩也知道屈原是爱国诗人；200多年了，很少人记得弘历（乾隆），但是人们都记得曹雪芹。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他们为老百姓说了真话，老百姓就记得他们。 也许有人会问，新中国有没有的文字狱？我说没有。新中国只有文化革命。它不是开始于打倒“三家村”，几乎是开始于新中国成立的的礼炮声。1951年毛泽东就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紧接着批判俞平伯，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到正式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推翻一切旧文化，打倒所有旧文人，几乎要推翻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最后，泱泱华夏只剩下铺天盖地的红宝书，八个样板戏，一个革命作家，造成空前的历史悲剧！可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文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1976年清明，成千上万的人冒死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梢。”…… 当然也有人，甚至号称大文人，“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但是这种人是文人的败类。 中华五千年文化证明：文人不怕死，怕死非文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