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曾在枣阳居住造纸

作者：刘体成 王世明来源： 湖北日报访问量：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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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C6 s* H  G# o图为蔡伦（资料图）

' t. i! l! ]$ a9 S7 |% m4 {前段时间在杂志《枣阳人》上看到有学者写：“蔡伦是枣阳人，枣阳应为千年纸城”，并为之呼，甚为感动。人文历史需要挖掘，故此，笔者多方奔走，对相关文献进行查考、梳理。

《乾隆枣阳县志》卷十六载：“蔡子池，城西北里许，相传为蔡伦造纸处。”正如其他历史名人的籍贯争议一样，关于蔡伦籍贯也存在不同看法。

) f9 W' t, p- G3 N) Y0 X! Y+ V有的说是湖南省耒阳市，其依据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耒水）西北经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旁有蔡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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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 M7 {" I7 {$ t' {笔者考证认为，“枣阳说”比“耒阳说”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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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襄阳府志、枣阳县志中，都有蔡伦在枣阳居住、造纸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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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2月16日讯（通讯员 刘体成 王世明） 南朝宋盛弘之的《荆州记》曰：“枣阳县百许步蔡伦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伦，汉顺帝时人，始以鱼网造纸，县人今犹作纸，盖伦之遗业也。”该书在卷七百六十二中，引“《湘州记》曰：枣阳县有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就是说《荆州记》《湘州记》两本书记载枣阳有蔡伦宅、池、石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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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2 w' \. x% _4 ~* c2 z清王漠编辑的《汉唐地理书钞》在“耒阳县”下写道：“枣阳县百许步蔡伦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伦，汉顺帝时人，始以鱼网造纸，县人今犹多能造纸，盖伦之遗业也。”他自己另注为：“据郦注确是耒阳，云枣阳者误也。”可见将蔡伦原籍枣阳，认为是耒阳，是因郦道元《水经注》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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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6 r: h: z8 n8 r( O北魏学者郦道元，足迹未到南方，《水经注》中大量借用了盛弘之《荆州记》的文字。由于未经实地查证，难免存在误判。《荆州记》的作者是南朝宋的盛弘之，成书于南朝宋元嘉九年至十六年（432-439）间，早于《水经注》200年左右。《湘州记》作者庾仲雍，名穆之，字仲雍，为东晋或晋宋之际人，熟悉江汉水道地理，长期在湖北湖南地区生活，《湘州记》也被郦道元《水经注》等多处引用。



另外，枣阳与耒阳确有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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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阳县由蔡阳县演变而来，西汉时蔡阳境内有个舂陵侯国，后降为乡，是西汉刘氏长沙王的一支脉。东汉初年，刘秀当皇帝，升蔡阳所属的舂陵乡（原为侯国）为章陵县，隋代改为枣阳县，因此枣阳县境内有个舂陵。枣阳的舂陵侯国是在西汉元帝时，从湖南耒阳相临的舂陵迁入。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5年），刘秀的祖辈从舂陵迁入今湖北枣阳，沿用舂陵侯国之名。是否史家因此不分枣阳、耒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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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D* O+ g9 t4 C6 G" ^还有一种说法是字误。《湖北通志》的作者在注中写道：“按郦氏《水经注》伦耒阳人，耒枣二字形近，《御览》据误本《荆州记》，遂讹为枣，地志诸书皆沿其失，今特存而辨之。”

因此，不可否认枣阳与蔡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枣阳县有蔡伦宅”，有两种含意：一出生地即籍贯，二居住地。枣阳即便不是蔡伦出生地，谁又能否认蔡伦在此居住过呢？

正如其他历史名人的籍贯争议一样，蔡伦籍贯也存在激烈争论。追本溯源，争议的“依据”主要集中在南北朝时期一些地记著作的记述。“耒阳说”主要依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耒水）西北经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旁有蔡子池”的文字，还有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引佚名《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后来许多史料和著述都沿用或采信了这些记述。然而，只要我们全面审视一下当时的地记资料，就知道以此断言蔡伦籍贯为耒阳是靠不住的。
《初学记》（卷五）、《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引南朝宋庾仲雍《湘州记》曰：“应阳县（在今永州东安县）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伦舂纸臼也”；又引南朝宋刘澄之《江州记》曰：“兴平县（三国吴分庐陵县置,治所在今江西永丰县东北）蔡子池南有石穴，深二百许丈，石色青，堪为书研。”《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引刘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记》曰：“兴平石穴深二百许，大石青色，堪为砚。”《初学记》（卷二十一）、《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曰：“枣阳县百许步蔡伦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二）引佚名《湘州记》曰：“枣阳县有蔡伦宅，宅西有一石田，云是伦臼纸田。”从上面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在南朝宋代，应阳县（今湖南东安）、兴平县（今江西永丰）、枣阳县（今湖北枣阳）都有蔡子池，枣阳县还有蔡伦宅，其出处为多名南朝学者经实地查勘和访问而写成的多部地记著作，地域涉及荆州、湘州、江州，绝不可能都是“耒阳县”之误，只能说明当时蔡伦造纸术已在这些地方推广普及。反观北魏学者郦道元，足迹未到南方，《水经注》江南诸水皆参阅南方文献而作，其中大量借用了盛弘之《荆州记》的文字，有些引用注明了出处，有些抄录未注明来源（如《三峡》有关内容），由于未经实地查证，难免存在许多主观误判。清代陈澧在《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序言中指出：“郦道元身处北朝，其注《水经》，北方诸水，大致精确，至西南诸水，则几乎无一不误。”郦注关于耒水蔡伦宅、蔡子池的文字，明显参阅了盛弘之《荆州记》的资料，但把“枣阳”变成了“耒阳”。而李贤注《后汉书》引用的《湘州记》文字与《太平御览》引用的大同小异，应为同一出处，但也存在一为“耒阳”一为“枣阳”的问题，是否受郦注影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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