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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们要把尾巴夹得更紧了 法制晚报讯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内出现了“经商热”、“出国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出：谁要是利用我的牌子和地位，谋取私利，干错事、坏事，我将毫不留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他身体力行，在任总书记期间，没有让子女出国留学、经商发财。其长子胡德平的爱人安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的女儿，毕业于清华大学。她任厦门市副市长本来是中组部按正常程序选拔任命的，却遭到从不搞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胡耀邦的坚决反对，胡耀邦得知后，立即让李昭赶往厦门，向有关领导反映，硬是让有关部门收回成命，免去安黎的厦门市副市长职务。 1983年国庆前夕，亲哥哥胡耀福去北京看他，因只买了一张普通火车票上车，车上旅客拥挤，根本找不到座位，他一直站在车厢走道上，毕竟70多岁的人了，体力不支，双腿发酸，谁也不给这位乡里老汉让座。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自言自语道：“如果不是上北京找弟弟胡耀邦，我也不会在车上受这个罪！” “什么？你弟弟是总书记胡耀邦？”旁边旅客齐刷刷的惊疑目光一齐向他投来，发出了疑问。 “是呀，我今天就是到他那儿去。”胡耀福直言相告。 有人不相信：“瞧他这模样，十足的乡巴佬，会是总书记的哥哥？他是总书记的哥哥，还会跟我们一样来挤车？” 正好列车长经过这里，见此情况便要核实胡耀福的真实身份。于是，胡耀福拿出了一封介绍信：“兹有大队社员胡耀福前往北京探望弟弟胡耀邦，特此证明。”落款为“浏阳县中和公社苍坊大队”。 身份核实后，列车长便扶着胡耀福往卧铺车厢走。他连呼：“我没带钱，我没有那么多钱……”列车长微笑着，硬把他扶进了硬卧车厢。 到了北京，兄弟俩一见面，胡耀福就把车厢里的奇遇绘声绘色地全向弟弟说了。末了还特别高兴地说：“今天若不是‘胡耀邦’三个字，我只怕要从长沙一直站到北京哩。” 谁知，胡耀邦越听越不高兴，待哥哥讲完便批评他：“你年老体弱在车上站不得，你可以在买票时或者在上车时跟乘务员打个招呼，请他们解决一个座位。你不应该在火车上当着大家的面拿我的名字吓唬人，这样会影响干群关系的！以后决不许再这样！” 胡耀福没有想到，更严厉的还在后头哩。胡耀邦声色俱厉地说：“哥哥，你在家尽搞些不正之风，败坏党的风气。你说，德资在家好好的，你把他搞出来干什么？” 胡耀福一听，火冒三丈：“我没搞什么不正之风，是别人帮的忙，人家的儿子当得干部，我的儿子就当不得工人？他多少也是个中学生啊！” 一向不多言语的胡耀福大发雷霆：“你别在我面前摆架子！就国家讲，你是大得了不起的官，但就家里讲，我比你还是大些！其他人的伢子妹子都能参加工作，我胡耀福的子女就不能？难道就因为他是你胡耀邦的侄子？德资是老初中毕业生，有些文化，难道他就该种一辈子田？再说，我当年出生入死闹革命，现在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参加工作的，你不帮我解决我不怪你，如今别人好心帮我解决了，你还要给我退回去，真是太不近人情。” 容不得胡耀邦插话，胡耀福如数家珍地诉说着：“你自己回忆一下，1930年，中共湘东特委来浏阳选调青年干部，原定是要我去，父亲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家庭困难，我要帮家里出力，你年纪小些，又有初中文化，对革命贡献将会大些。我听了父亲的话，让你选调入伍。要不是我的高姿态，你能有今天吗？你能当上总书记呀！恐怕支部书记都当不上！再说，你在浏阳中学读书时，每次开学，都是我给你担行李，爬山越岭步行几十里，将你送到学校，家庭困难，卖鸡卖羊，供你读书，难道你都忘记了？” 胡耀邦听着，连连点头：“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哥哥待我恩重如山，我怎能忘记？不过，兄弟情是兄弟情，国家规定是国家规定，谁重谁轻，我不说你也知道。现在我坐在总书记这个位子上可以将家属农转非、招工，几亿农民岂不会骂我为官不正？如果人人都不想留在农村，谁来种地？中国那么多人吃什么？我不反对德资招工，德资是有些文化，身强力壮，人也聪明，但要招工得从基层来，为什么要岳阳去拉关系，走后门？” 胡耀福插话道：“基层解决不了呀！” “基层解决不了，那就说明他还不是按正常渠道招工进城，应该继续当农民！”胡耀邦语意坚定，不容含混。 胡耀福毫不示弱：“你看看，人家当了官，可以让自己的兄弟、子侄当干部，出国留学。如今你当了总书记，就这样铁面无私？1960年我将德资送来北京，要求在北京落户，你不肯收留。后来接二连三给你写信，要求你给他安排个工作，你一再拒绝。你回到家乡时，要求你向县委写信搞个招工指标，你口口声声说不行。现在，别人给我帮了忙，你不但不支持，反而要阻拦，还去批评人家，你硬是要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家当一辈子农民，你到底还认不认兄弟叔侄？” 胡耀福越说越激动，全身颤抖，气急败坏地说：“你讲讲！你到底还认不认兄弟叔侄？” 门外警卫员听到室内的争吵声，忙警觉地冲进来，双眼注视着胡耀福。 胡耀邦忙向警卫员挥手招呼：“这是我们的家事，你可以出去。” 警卫员走后，兄弟间的争吵仍未平静，声音仍是一浪高过一浪。同胞兄弟，性格相似，互不相让。胡耀福说不过弟弟，一气之下，他离京返回浏阳，决定再不理这个弟弟了。 哥哥走后，胡耀邦心绪难平。不久，他托夫人李昭专程去浏阳做哥哥的工作，他让李昭告诉哥哥：“现在已经出现了党风不正的现象，我是党的总书记，理应以身作则，如果德资开后门招了工，群众就会有意见，别人就会照着办，在纠正党风方面我这个总书记就讲不起硬话了。我们是同胞兄弟，你要维护我的威信，支持我的工作，要是兄弟之间都不能相互理解，我这个总书记还怎么当呢？” 次年，胡耀邦又主动邀哥哥到北京叙谈，兄弟俩终又重归于好。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了防止家乡搞庆祝活动，他亲自嘱咐秘书直接打电话给中共浏阳县委和中和乡党委，提出三不准：不准家乡和家里人敲锣打鼓放鞭炮；不准家乡搞游行庆祝；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又立下了两不准：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什么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出去办什么事。 他对家里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是全党的而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胡耀邦定下的“五不准”，他和他的亲人们都一直遵循着。胡耀邦除自己子女以外的亲属几乎全都在农村务农。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以后，曾专门给家里写信说：“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尾巴夹得更紧了。” 2 m2 t. F, W5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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