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瑞金

山野村夫 · 发表于 2019-4-13 11:19:57

                                                                                             引  子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开篇就说：“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老师要求背诵全文。每次朗诵时，我都有着一种敬重感和幸福感。因为，瑞金既是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的首府，也是我母亲的名字。我的母亲就叫梁瑞金。这篇课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母亲高大形象的种子：瑞金，革命的摇篮；瑞金，母亲的名字。

                                                                                    01母亲缝的书包

   有一首经典儿歌叫《母亲的目光》，歌词写道：“背着母亲用花布缝的书包，我走在故乡的山路上，书包沉甸甸，书包摇晃晃”。这个场景与我小时候一样一样的。那时家境贫寒，我们兄妹的书包，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我上小学背的书包，是母亲用以前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缝的，是真正的“花书包”。好在那时大家都穷，没人笑话小男生背个花书包。到了初中，年龄大了点，男生的羞涩感让我觉得再背花书包上学就有点难为情了。正为书包犯愁的时候，在部队营房捡到的一块旧帆布，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我家住在耒水河畔，河对面那座山上有一个部队营房，部队出操、开饭的军号声偶尔也能传到河这边。这个营房是新修建的，没有围墙，里面驻有汽车连、工兵连等不少单位。每个单位都设有一个垃圾池，这些垃圾池是我儿时和伙伴们“淘宝”的地方。废弃的桌椅板凳、破铜烂铁、没有燃尽的煤块，以及丢弃的破布块，在我们眼里都是宝贝。一次在捡破烂时，发现汽车连的垃圾池里有张黄色的军车帆布，我们如获至宝地把它背下山。回到村里，用镰刀把它割开，每人分了一份。
那块破旧的帆布，在我们这些穷苦孩子眼里，那可是好东西。有的拿回家挂在窗户上遮风挡雨，有的把它蒙在椅子上缝成土沙发。而我的母亲则是用它来缝制书包。由于帆布比较硬，母亲把它放进锅里煮一煮，去除上面的油污，让帆布变得柔软些。晾干后，母亲用粉笔在帆布上画出一道道线打好底稿，然后按线裁剪，把帆布变成大小不等的布块，最后母亲戴着顶针一针针把它们拼接起来。这一块块普通的帆布，经过母亲缝补，变成了一个个“量身订做”的“半军品”书包，比从商店里买的还耐用，背在肩上别提多开心了，引来小伙伴们阵阵羡慕的目光。“临行密密缝”，书包上的一针一线饱含着一个母亲对儿女们难以割舍的爱心和“望子成龙”的期望。背着母亲用帆布缝的书包，走在上学的大路上，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02 神秘的瓷坛

   我家有“两件宝”：神奇的瓷坛和母亲的针线筐。这个瓷坛有些历史，是爷爷奶奶传下来的。瓷坛高约70公分，坛口直径约为40公分，做工比较细腻，坛口边沿有一道水槽, 坛子四周的釉面泛着淡黄的光彩，坛里的泥浆黝黑黝黑，家里一直用它来腌制鸭蛋和鸡蛋。当家里的鸡（鸭）蛋攒到一定数量后，母亲就把它们洗净晾干放进坛里，一两年也不走味。
   这是个神奇的瓷坛。小时候，家人有个磕着碰着或牙痛什么的引发扁桃体发炎，只要抺上一点瓷坛里的黑泥，第二天病情准好。不仅如此，这个瓷坛腌的鸡蛋鸭蛋，无论是煮着吃,还是蒸着吃,或是煎着吃,都非常香,那浓香醇厚的味道一定会让你“爱不释口”。
   咸蛋虽然好吃，但不是你想吃就能吃的。什么时候能吃上？在我家，只有三种情况下才能取用。一是过生日的时候。谁过生日，谁就会惊奇地发现，谁的枕头旁就会惊奇出现一个煮熟的咸蛋。那是母亲为我们准备的生日礼物。我过生日那一天，会把咸蛋用纸包好放在书包里，上课时偷偷地拿出来嗅一嗅，感受那淡淡的香味。放学回家后，小心翼翼地把咸蛋剥一半，吃一半，留一半，慢慢享用。有时也会给弟弟妹妹分享一点点，只是一点点，也显得十分珍贵。二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那时家里穷，熏不起腊肉，也买不起油豆腐，来客人时，咸蛋是仅有的两个拿得出手的“高档菜”之一。另一个应急菜是腊鱼。因为我家就住在河边，兄弟们的水性又好，从河里抓的或捡的鱼，在我们村里是最多的。对此，母亲总是喃喃自语：“香，香，香，要饭装”。是啊，菜香需要米饭来配，家里哪有那么多的米饭吃。于是，妈妈就把它熏成腊鱼，以备应急之用。三是生病的时候。蒸一个咸蛋，就是我家的“病号菜”，几年不带变的。手上有一个盐蛋，顿时“望蛋生津”，胃口大开，一扫病怏怏的形态。一次为了吃上一个盐蛋，我捂着肚子，装出生病的样子，想让母亲给我煮个咸蛋。母亲走到我跟前，伸手在我的额头摸了摸，然后面带微笑地看着我。我一见露馅了，只好说了实话，笑着跑着离开了。
坛里的咸蛋从冬吃到夏，从上小学吃到我当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里面的咸蛋从没有断过，家里的欢乐也从没有断过。这个瓷坛装的是浓浓的母爱和满满的幸福。
      母亲腌的咸蛋，让我情有独钟，记忆深刻，此生难忘。以至在部队加班熬夜，夜宵的标配是方便面加咸鸭蛋。现在一到菜市场，见到咸鸭蛋就想买，家里的咸蛋也从没有断过。只是现在血压高了，爱人不让吃，但摆在那，看着也是一种享受。

                                                                              0 3 母亲的针线活

      针线筐也能算一宝？回答是肯定的。我家的这个针线筐可不一般，它既是母亲的嫁妆，又关乎着全家穿衣穿鞋的大事。针线筐直径约四十公分，深约十公分，由高粱杆编织而成，已经被母亲粗糙的双手磨得油光发亮。针线筐内不仅备有针、顶针、剪刀、锥子等小物件，还有各式各样的扣子、五颜六色的线头和花花绿绿的布条，这些可都是母亲的宝贝。
      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大家一样穷，你穿旧衣裳，大家不会笑话。但你的衣裳破了没有及时补，背后就会有人议论你。
每逢农闲时节，母亲便取出针线筐，穿针走线，不是缝补衣裳，就是纳鞋底。前文介绍的“母亲缝的书包”，就是母亲针线活的“代表之作”，背着它上学，让我们平添了一份自信和力量。母亲纳的布鞋底也小有名气，标准的“千层底”，鞋底有一公分多厚。每次纳鞋底的时候，都要将顶针套拇指上，把针头扎进鞋底，用顶针顶住针鼻再往外拽，将线引出来。稍不留心，手指就会被针头扎破，血染鞋底。纳完鞋底，还要将鞋帮与鞋底缝合起来，才算大功告成。母亲制作的布鞋棉鞋，针脚细密，错落有致，透气舒适，结实耐穿。全家人穿得布鞋、棉鞋，都是母亲的“作品”。
小时候，我们兄弟都比较淘气顽皮，喜欢打闹、爬树，衣服经常被撕破，母亲总会及时缝补。只要经过母亲的手，缝补之处与其它地方竟无两样，不细看难以发现缝补的走线。记得我上初一的那个冬天特别寒冷，为了取暖，在上学的路上，每个同学都点着用稻草扎成的火把。火把冒出青烟，闪着火红的亮光，看到心里就暖和，是我们自备的“取暖神器”。一次玩火，得意忘形之时，把衣服的袖口点着了，烧了一个大洞，那可是一件平时舍不得的新衣服。当时想啊，宁愿烧伤胳膊，也别烧着衣服。烧着胳膊只是起个泡，过几天就好了；衣服烧烂了就再也变不回新衣了。放学后，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家，准备等待母亲的责备。没想到母亲只是用手点到我的头，说了一句“你呀你！”然后让我把衣服脱下给她。只见母亲从“缝补袋”里拿出针线、找出布料，熟练地穿针引线，上挑下别，不一会功夫，就把袖口补好了，乍一看就像新的一样。第二天，我就穿上这件“新”衣服上学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劝孝歌》：“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也想起了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小小的针线筐，凝结了母亲深沉的爱。我拿什么来报答您，我的母亲。

                                                                                       04 养猪还债

   兄弟姊妹上学要花钱，家里八口人吃饭也要不少的花销，靠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是远远不够的。母亲说得想个法子改变它。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养猪划算。她在心里算了一本账：养一头母猪，一年下两窝，每窝八、九只猪崽，每只卖四十块，能卖两三百；养五、六头“骟猪”，一年也能赚上两百多。干上几年，苦日子能就熬出了头。
   谋后而定，行且坚毅，是母亲的性格。说干就干。母亲和泥，大哥和二哥砌墙围，我和三哥担水搬砖，一两天就翻修好了两间猪圈。没有养猪的本钱怎么办?母亲专门去了一趟娘家。外公外婆住在东鹿村，那边的田多地多，日子过得比我们青鹿村要好。外公外婆对我家的情况很了解，平时也会变着法子帮衬着我们。这次，又半借半送给了母亲养猪的本钱。猪崽“捉”来后，全家人就开始忙活起来。每天放学后，我们兄妹就到田野里到处打猪草，每人每天至少扯上一篮子。一到晚上，母亲就在煤油灯下剁猪草，猪草堆成小山似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从无间断。汗水变珍珠，勤劳能致富。年底一算账，家里积攒了三、四百块钱。母亲浑身都是劲。母亲又承包了生产队里的鱼塘，我们又多了一项打鱼草的任务。当然，家里也多了一份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的光景渐渐地好了起来。不仅还清了欠账，还有了余粮和积蓄，逢年过节，隔三差五还能吃上一顿肉。过年前，还把裁缝请到家里，给每人做一套新衣服。
            苦难面前，母亲从不叫苦，从不畏惧，而是勇敢坚强地面对，用勤劳的双手去改变它。母亲的这种品格，深刻地影响着我，使我在从军的路上，能够淡然面对一切艰难困苦，自觉把问题当机遇，把挫折当磨刀石，最后战胜困难，赢得未来。

                                                                                       05 打坯烧窑盖房

   在农村，大凡做父母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自己手上盖上房子，等孩子结婚时有个安身立家之处。在那个年代，如果家里盖不起房，媒人都不愿上你家的门。解决家里的温饱后，母亲又开始筹备盖房子这一大事。三个哥哥都到了成婚年纪，家里只有两间老房子。火烧眉毛，不盖房子不行呀。听说我家要盖房，村里没人相信。多少人想盖房，那只是想想而已。母亲却很自信，她对我们说：“苦也不算啥，穷也不可怕，只要肯苦干，就能冒出甜”。
母亲是一个行动果断的人。母亲带领全家人，不等不靠，自己动手。家里缺钱，但就是不缺劳力和气力。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我们自已制砖坯、自己打煤饼、自己烧窑、自己到深山老林砍树……凡是自己能做的，绝不花钱买。那些日子，像打仗一样，母亲坐镇指挥，调兵遣将，同时还负责煮饭送饭；大哥刘毅、二哥显勇挖土和泥、打坯做砖；三哥和我帮忙打杂，把压好的砖坯码成一跺跺；弟弟和妹妹年龄还小，这些重体力活，插不上手，就负责打猪草。平时六个人的任务，落在了弟妹身上。每天清晨公鸡打第一遍鸣，我们就起来忙活。到了晚上，还借着月光继续加班干。一个多月下来，几万多块砖坯就做好了。然后，又马不停蹄到离家几十里远的煤矿拉煤。那时不像现在有汽车，进山拉煤全靠板车，一天只能拉一车，此中辛苦自不言说。点火用的木柴，是平时从山里捡来的枯枝，一梱一梱积攒起来的。烧窑是门技术活，非得请师傅不可的。这笔钱，母亲不和师傅讲价，一口就允承了下来。按农村风俗，建窑时挑了个黄道吉日。窑底构建得有点像“八卦图”一样，交错有致。最底层放置的是木柴，往上就是一层煤饼两层砖坯，上下衔接，垒好一层，就在砖窑的外围用钢丝箍上一圈。一层层地往上垒，最后砖窑像碉堡一样耸立起来。点火那天，母亲做了一桌子好菜，答谢师傅，我们顺便也饱了一下口福。半个月后开窑，历经窑火千般炼就的红砖，块块成色不错，残次品砖很少。母亲对手艺人的尊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成了自觉的行动。两个月以后，两间红砖大瓦房拔地而起。一年后，大哥迎娶了大嫂谢文莉，她是一位优雅的老师。接着，文静的二嫂王鹏英、能干的三嫂陈清花嫁到刘家。几年后，贤慧的弟媳雷五芽也走进了这个大家庭。
母亲总说不累，不累的母亲累了一辈子。母亲就是这样，就算用尽自己的心血，也要把孩子们的大事安顿得排排场场、妥妥当当。

                                                                              06 让“四崽”读书

      我的父亲刘德忠在我读高一的时候，患了黄疸肝炎，如果及时住院治疗，是能治愈的。但那时家里穷，筹不到住院的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一天天消瘦与憔悴下去，直到离开我们，全家人无比的悲伤。父亲一生勤勉，他虽长得瘦，但人很精干，是耕田种地的一把好手。父亲喜好喝茶，家里再缺钱，也要备上几斤粗茶，一来自己喝，二来招待客人。“进屋呷茶”是那时乡下最为流行的待客话语。我对“粗茶淡饭”这一概念，就是从父亲对茶的情结中体会出来的。父亲这一喝茶嗜好也深深影响着我，让我在传统的“烟、酒、茶”中保留了喝茶的习惯。父亲喜欢读书的孩子，他的口头禅是“有书不读子孙愚”，宁愿吃不饱穿不好也要供子女上学，这与母亲的想法有着惊人的一致。父亲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对我们管教特别严厉，是眼里容不进沙子那种。你只要犯了错，“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顿揍是迟早要来的。轻者“弹脑瓜崩”，重者用竹条子抽。即使这样，也没有完全改变我们那份淘气。但让我们学会了在做事之前，想一想值不值当去讨父亲一顿打。这是父亲留给我的记忆。
父亲走后，家里更清苦了，我想退学，为家里分担点忧。母亲知道后，母亲知道以后，一改往日的温情，厉声地斥责了我。同时把全家人召集起来，郑重宣布：“四崽（我的小名）的书还得继续念”。人穷，精神不能穷、气势不能输。在母亲看来，全家人就是省吃省用、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学。那时村子里的孩子初中毕业后，便不再上学了，回家挣工分。两千多人的大村，只有几个人读着高中。像我家这般光景，我再上高中只会更加拖累这个家。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有思想、有主见、看得远，眼前的利益根本影响不了她心里的“大道”。
   在家境那么窘迫的情况下，我又上学了，继续完成我的求学之路。一天母亲对我说：“你上学也得为家里做点事”。我问：“什么事”？母亲说：“以后放学回家时，挑一担粪便回来，给菜地积点肥”。我说：“行”。家里到学校有六公里的路程。我左肩挎着一个书包，右肩挑着一担粪桶，走在上学的路上。到了城里，我把粪桶放在城里的姨妈家（可亲可敬的姨妈叫梁瑞华，待人平和、热心、诚恳，我读高中时大约有一年时间的中饭在她家吃）。放学以后，姨妈领着我到事先联系好的户主家去掏粪。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要挑起那一百多斤重的大粪，往村里赶，感觉有些吃力。六公里路程，感觉很长很长。每次挑着担子，我总是定好过一个村庄或一颗大树后再憇歇口气，书香、汗味、臭气混杂在一起。我挑着粪桶上学，引来不少行人的议论，有的还在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一天，在离家不到一百米的地方，粪桶上的绳索突然断了，一只桶从河岸上滚到河里，另一只桶打在我身上，粪液直接沷洒在衣服上。我懊恼地回到家。母亲看到我这副狼狈相以后，既心痛又心酸地对我说：“你不是一个做苦力的人，老天都看到了”。从那一天起，母亲便不再要我挑粪。是什么力量让我放下羞涩之心，背着书包挑大粪？那是我对母亲默默付出的回应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母亲曾经反复告诫我们，穷人家的出路就是读书。这朴素的想法，与今天社会强调的“知识改变命运”“再穷不能穷教育”如出一辙。正是母亲砸锅卖铁也让我读书的决心和做法，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使得我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孩子，成长为一名部队政委。也彻底地改写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历史。现在，这个大家已经有了三十口人，出了六个大学生，家家都住上了楼房，兄弟姊妹和和睦睦，已然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07 难忘兄弟姊妹情

      我能顺利地读完高中，还要感谢家人的鼎力支持。在母亲的感召之下，兄弟姊妹也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我读书。我读高中那会，大哥刘毅在耒阳师范上学。为了节省路程上的时间，大哥让我到他那边去住。他住的是四人间的宿舍，比较宽敞，当时只有三个同学在住。我去了以后，平时放皮箱的那张床被腾了出来。我在师范住了一年多。大哥与他的同学相处得很融洽，他的同学也喜欢我，关心帮助着我。一有时间就帮我辅导功课，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没吃完的饭票送给了我。当时我挺佩服大哥的，感觉他真厉害，居然让我住进了师范，还让我吃饭不用愁。
二哥显勇对我的支持，也是毫不吝啬，他把自己看得很重的“格子西装”让给了我。高中时，同学们的衣服光鲜亮丽，而且随着四季的变化而替换。我就两身棉布衣裳，与他们格格不入（那个年代，穿的确良、的确卡才显贵重，穿棉布就是土得掉渣，不像现在流行的是穿纯棉衣服）。穷酸的学生也有爱美之心，我就打起了二哥那套“格子西装”的主意。心动不如行动。一天，他的那套“格子西装”在外面晾晒。机会来了，我快步上前就把它取下，“藏”了起来。第二天一早我就穿着它上学去了。我这边兴致盎然，二哥那边可是火急火燎，外出办事，“格子西装”居然不见了。下午放学回家，二哥见我穿了他的西装，怒冲冲地追着就要教训我。母亲一把将我护在身后。二哥无奈叹了叹气，摇摇头，走开了。当晚，我把衣服叠好，怯生生地给二哥送去。二哥却对我说：“你穿着吧，不过以后我外出时，你得还给我”。这就是性格急躁但兄弟情深的二哥。
   三哥显碧高中毕业不久，他更知道我的难处，总是想着法子帮助我。一天上午，三哥来学校看我。下课后，我匆忙跑到学校大门口，只见他蹲在一棵大树下，旁边放在一副箩筐。他见我过来，解开外衣，从裤子的“表兜”里掏出一把皱巴的钱来，有一毛两毛的，也有一分两分的，直接往我手里塞，说这几块钱你拿着换点菜票。那时候一担萝卜白菜什么的，只能卖两三块钱，学校的菜每份也只五分钱。三哥交给我的这把钱，那是他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当”。我攥着这把零钱，眼泪顺着眼角滑落下来。
   弟弟显武和妹妹香月还小，在我上高中的那段日子，他们默默地承担着更多的打猪草和做家务的工作。这一幅幅画面，仿佛就在昨天，它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融在我的血液里。
   我要特别感谢好同学好兄弟陈松平。高中时，我和他吃住在一起有一年多时间。松平家的条件比我好得多，他爸爸在市药材公司上班，分有一间单人宿舍，里面放着两张床，其中一张是我和松平共用的。老人家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关爱有加，平日里有什么好吃的，一定是两份。在那物质奇缺的年代，是何等的珍贵。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未能送他最后一程，是我心中的痛。好在我们经常联系，两家人时常走动。亲如兄弟姊妹的杨丽蓉、刘爱武、张满生在高中阶段也给了我许多帮助，让我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到现在也心怀感激之情。

                                                                                       08 分田抓阄

         现在的年轻人对包产到户没有什么印象，更不懂得这一政策对农民、农村和农业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变迁的过程。
包产到户以前，吃不饱饭、穿不上好衣服、交不上学费的情况，是我家的真实写照。让儿女们吃饱饭一直是母亲的愿望。我们村人多地少，我们家吃饭的嘴多赚工分的劳力少。每次生产队在年底算账时，大多数的家庭能分上二三十块钱，我家却是“超支户”，还得把家里值点钱的碗柜、书柜抬到生产队做抵押，等来年有了钱再赎回。为让家人填饱肚子，母亲精心经营着家里的自留地，每年都要种上几垅卵圆萝卜。这种萝卜个头大，产量多。母亲就是利用它帮助家里渡过饥荒。每次蒸饭时，母亲总会在饭甑的下面放些萝卜。饭好了，萝卜也熟了，加点酱油放些盐就成了一个“大菜”，吃饭前每人先来一碗。母亲还“发明”了一种吃法，把萝卜切成米粒一般大，然后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与米饭混合在一起。还真别说，味道似乎好了许多。萝卜拌饭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除萝卜之外，红薯也是我家“抗饥饿”的功臣。她把红薯琢摸得太透了，换着花样地吃。先挑个大的红薯放在地窖里，充作“应急粮”，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取用。然后把那些个小的和不经收的，晒成红薯干或制成“刮皮”以作充饥之食。还拿出一部分制成红薯粉皮，逢年过节时当一道“硬菜”上桌。做粉皮剩下的薯渣加工成薯渣饼，熬粥时放上一些能顶大用。再说穿衣，平时家里很少添置新衣裳，我家的衣服使用率极高，老大穿后老二穿，老三老四老五接着穿，穿到不能再缝补为止。过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穿上新衣服，处在兄弟中间的老二、老三和我，要隔一年才轮得上做上新衣服。穿打补丁的衣服，不是什么怪事。至于家有余钱，那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家的生活是这样，村里其他人家的日子也好不过那里去。
就在人们渴望改变现状的时候，“包产到户”政策就像春风一样吹进了村村寨寨。这个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包产到户，在我们青鹿村全面铺开大约是一九八二年。当时，人们怀着兴奋、期待的心情，面对并接受这一新鲜事物。春节过后的不久，我所在的八队召开社员大会，决定分田到户。各家各户都参加，大家提着板凳早早地来到队部，围坐在“主席台”四周，组织者甘文诗队长和刘显群会计坐在中间。记不清当时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抓阄的情景。他们把生产队的田地分成旱地、水田和林地三大类，每类型又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编上号，分别从甲乙丙中抓取编号，依次划定田地的位置；预留一部分田地作为队里的公共用地，待谁家添丁时再调节；对队里的公共财产如房屋，耕牛和农具，进行作价竞拍。
用抓阄方式决定田地的分配，虽然古老，但很公平，人人能接受。别人家都是家长去抓阄，到我家时，母亲说读书人有福，让我去抓。我一听到心里就紧张起来，这可是全家的大事，结果好坏全看我的手气了。我慌慌张张上台，手往桌上竹筒里一伸，随机摸出几张纸条。队长当众拆开，当场宣读，会计一一作记录。真神了，我抓的水田就在水塘旁边；旱地也离家不远。母亲高兴地说：“让孩子读书没错，这不，“四崽”一出手就给家里带来了好运”。
政策一变天地宽。田还是那些田，山还是那些山，人还是那些人，但自从田地到户以后，各家各户的干劲空前高涨。用你追我赶、加班加点、不遗余力等来形容劳动场面一点也不为过。那些年，天还没亮大家就到田地里忙碌了，晚上吃完晚饭还要挑水浇菜地。从那时起，我对“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等成语有了最直观、最深刻的理解。仅仅过了两年，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大家都能吃饱了，衣裳不再打补丁了，手里也都有点余钱了。又过了一年，“万元户”也在村里出现了。家乡的巨大变化告诉我，一个好的政策，胜过一万句空洞的口号。党的改革开放是个好政策，要真心实意地拥护。

                                                                              09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在说我当兵之前，还得先介绍一下我二哥没能当成兵一事。那是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时，要在我们县里特招一批兵直接向前线开拔。二哥是个热血青年，听说要打仗，第一个在大队报了名。他说，这个时候报名当兵，竞争的人少。宁愿上战场也要去当兵，二哥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体检政审也通过了。就在全家人等待入伍通知的时候，奶奶背着家人找到领导，死活不让她孙子去当兵。我的奶奶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裹过足，标准的“三寸金莲”。在我的记忆中，奶奶一直没有离开过村庄。解放前，她受过兵痞的欺压，对当兵的没好印象。并且她那“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又极其严重。由于这个缘由，二哥当兵的梦想泡汤了。特招的这批兵还没等到向中越边境开拔，大仗就打完了。不过他的儿子刘宇替他完成了这个夙愿。
      二哥没当成兵，直接影响三哥当兵，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家当兵的事，才得到村里的认可。一九八四年我高中毕业，因为十几分之差，没有考上学校，母亲让我复读一年明年再考。在复读期间，我对母亲说，我想当兵去。母亲是个明大理的人，她也希望五个儿子中有一个能去当兵。见我提出要当兵，也是满心欢喜。在母亲看来，当兵也是一条好出路。母亲同意我当兵，但离村里同意我当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兵役法》规定依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在那个年代，兵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为什么？大多数农家子弟都想当兵，往往是每年分配给每个村的体检名额只有三到四名，报名的却有几十个。当兵不走走关系，那肯定是没你的份。于是，母亲分别找到村里的曹泽健支书、梁中镇主任、陈列坤老支委和民兵营长李佐春。其实，这些领导对我家的情况早已熟知，见母亲送儿参军的态度如此诚恳，都表示支持，一致同意给让参加体检。事隔多年以后，我去拜访曹泽健老支书，他跟我说，村里也想把那些有文化的青年送到部队去锻练，也希望能走出几个军官来。那个年代，当兵找关系，其实就是到领导家给他们反映情况，说明想法，在领导那排个队挂个号，与现在的“找关系”竟有天壤之别。于是，在一同复读的好同学陈毕华（那一年复读的同班同学谢新年也报了名，他在家里是独子，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参加体检。他的学习成绩比我好，如果到了部队，一定会比我强）的陪伴下，接受各级的审查把关：村里目测过关、乡里初检过关，到了哲桥区体检，视力有点小问题，属于“擦边”，正巧碰上了在区里体检帮忙的高中同学刘彩玲，算是有惊无险过了关。接兵干部的家访政审也很顺利。在我要走的那一天，母亲把我叫到身边，悄悄地对我说，我看你同学小莉对你有意，我们现在的家境凭什么娶她，你一定要在部队上谋个出路来。想不到了，母亲把我的心思看了个透切，一出手就点到了“穴位”，做起思想工作来像个干部。带着母亲的祝福和祈盼，我来到了部队。这一年，我们村里有两人参了军，另一个是十一组的曹泽亮，新兵连我们分在同一个班。
      继我当兵之后，我们这个大家庭又有刘宇、刘飞龙、刘添喜、陈佳麒和后成为侄郞的伍永辉以及干儿子陈振、陈强等七个人当了兵，其中陈佳麒、伍永辉、陈振考上了军校，成了军官。
倪萍“姥姥语录”说：“送孩子当兵，有福的人是国家使完以后自己继续使，运气不好的人就使不上了”。我母亲就是后面那种运气不好的人，孩子正在被国家使的时候，母亲却没了。一九九五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母亲的生命。原以为“忠孝不能全”是戏里的台词，没想到这个词竟用在我的身上。我高中毕业就当了兵，不曾对家庭做过什么贡献，只是在不停地向家里和母亲索取。好在我在部队进步很快，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总算为家里争得了荣誉，在精神上给了母亲一丝安慰。

                                                                              10 “妈妈，显虎考上军校啦”

      一九八六年八月的一天，天高云淡。这一天，我从部队发出的一封家信到了。“妈妈，妈妈，显虎来信了，显虎考上上军校！”三哥显碧沿着高高的河岸，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向着正在河里挖丝草的母亲大声喊道。“什么？你大声点。”“显虎考上军校啦！”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停止手中的活，从齐腰身深的水里往回走到岸边。她把丝草装进箩框里，然后挑起那一百多斤的丝草，兴奋地往家里赶。湿漉漉的衣服裹在身上，也冲不淡她内心的喜悦。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如今，当兵的儿子考上了军校，母亲自然是满心的欢喜。一到家里，母亲让三哥当着她的面把信再读一遍。幸福来得那么突然，以致于母亲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是啊，祖祖辈辈一直劳作在田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一夜间，家里喜从天降，出了个“军官”，怎能不让母亲欣喜若狂、心潮澎湃。
考军校所吃的苦受得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为了给母亲赢得尊严，来了部队以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定要考上军校。想考上军校得过两关。这第一关是连队的推荐关。也就是说，让不让你考，连队说了算。当时，一个连队高中毕业的有十多二十个，我所在的班就有三个想报考的。要拿到预选名额，平时表现必须响当当。
      那时候的部队风气很正，好似不兴送礼。也或许是我思想太单纯，不知有送礼这一说，只知道傻干。为了心中的梦想，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起床，把全班的卫生包干区打扫后，再将班里老兵的洗脸水打好。我们是建筑连队，每次施工前，我早早地把铁锹、水桶、瓦刀等工具装上板车，提前到工地做好准备；收工时，战友们按时下班，我最后一个做收尾工作，每次点名都能得到领导的表扬。不用说，连队推荐，我是头一个。
与此同时，我咬紧牙关向“文化关”挺进。这“文化关”能不能过得去，不仅取决于学习基础，也取决于文化复习抓得紧不紧。在我们施工连队，平时国防施工任务繁重，工作十分劳累，根本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复习，只能靠自己去“挤”去“钻”。能够日复一日坚持“挤”和“钻”的，仅此一人，那就是我。连队每周要放两场电影，对施工连队来说，看电影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大家都想去看。每次看电影都要留两个战士值班。这个时候，我会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替战友值班。不是我不想看电影，只是因为我心存考军校的梦想。这样一来，连队文书朱朝生（一个喜欢拿信件“敲诈”我的同批入伍的老乡，后来他当了团长的公务员，我做了政委的公务员。再后来，他在解放军工程兵报做编辑。）每次安排值班时，都会把我排上。这“电影海绵”里蕴藏着大量的“时间之水”，每场电影我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坐在连部，一边值班，一边复习。一年下来，就能多出两百多个小时的复习时间。不仅如此，每次施工中，我都会把政治、语文等要背记的复习材料带上，等到施工休息的时候，别人聊天侃大山，我就在一旁背题目。班长见我是块好材料，将他的桌子让给我，并特许我推迟一个小时睡觉。当时全班十一个人，睡的是大通铺，只有一张桌子，坐在桌子前，是班长权威的体现。每当吹过熄灯号以后，我就用报纸把蜡烛围住，尽量减少灯光对战友们的影响。班长这个“权威桌”，被我用了将近一年。后来，与同乡战友刘功武结成互学对子，携手向全军统考冲刺。就这样，我以全团第一名的预考成绩，参加全军统考。最终，以超出录取线将近一百分的成绩被重庆通信学院录取。好友刘功武也被徐州工程兵学院录取。这中间有个插曲，填志愿时，为了提高录取概率，我第一志愿报了长沙工程兵学院，第二志愿是徐州工程兵学院，当时这两所军校每年都要组织学员轮流到老山前线参战，我想报这两所军校的人一定会比较少，谁会像我这样不惧打仗不怕牺牲呀。这一点与我二哥当兵时的想法完全一致。也许是太紧张，我的志愿居然填反了，第一志愿竟是中专，第二志愿是大专。后来被重庆通信学院录取了。拿到通知书，就给家里写信，告诉家里这一好消息。
      母亲听完我的信以后，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带上几样供果和钱子、香，来到祖堂上，她要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和先人们。困难和压力面前，母亲没有退却；挫折和委屈面前，母亲没有流泪。可当母亲得知儿子考上军校以后，憋在母亲心里的苦楚和伤痛，总算找到了释放的闸门，母亲泣不成声，汇泪成河。她跪在祖宗的灵位前，一遍遍念叨我的名字，一遍遍道出心里感恩的话语。
第二天，母亲与往常一样到田间劳作，只是她的精神更爽朗了，浑身更有劲了，目光更坚毅了。

                                                                                          11 妹妹的婚事

      我家兄妹六个，妹妹是母亲的掌上明珠，也是兄弟五片“绿叶”衬托的一朵“红花”。小妹读书最少。这不是重男轻女的结果，而是小妹懂事的明证。她小学毕业以后，便不再上学。父亲打她逼她，母亲劝她哄她，她就是不肯上学。就这样，在她十一岁的时候，就休学在家。每天提着篮子、带着镰刀，四处去割猪菜、捡柴火，成了母亲得力帮手。小妹很快就学会了生火做饭、洗衣逢补、耕田种菜。家里的养的猪一批批长大，一批批卖出，钱一张张进来，我们的学费一期期有了保证。其实，小妹不是不想读书，也不是读不进书，她是看到家里清苦，甚至连学费都交不起，于心不忍，主动牺牲自己，成就大家。在家里最艰难的时候，小妹是立过大功的。
      为感谢小妹的付出，在我当兵的那一年，特地到商场卖了一套裙子寄给了她。小妹大了，陆陆续续有人上门说媒了，母亲也在为小妹婚事张罗。母亲的择婿标准就三条：一是女儿不能嫁得太远，太远了母亲舍不得；二是小伙子必须是个上过中学的文化人；三是人品好有出息。不久，本村七组的陈定文就进入了母亲的视线里。熟门熟路熟人，知根知底知心，无须考察。母亲的三条标准原来就是为陈定文量身打造的，小妹看好，母亲满意，一切顺理成章。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陈定文写给我第一封信的内容：“本人陈定文，青鹿七组人，和您一样每天过渡船进城读高书。”
一九九二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是小妹大喜的日子。我在部队执行任务，未能参加小妹的婚礼。军人就是这样，总有太多的约束与牺牲，请假参加妹妹的婚礼也不行。我爱人小莉带去的是一台34吋的黑白电视机，花去了差不多四个月的工资，当时我们家里的电视机也只有12吋。即使这样，也表达不了我们对小妹结婚的感激之情、祝福之情。
         结婚后，妹妹与妹夫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妹夫定文的慢性子与小妹的急脾气、妹夫的文才与小妹的直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今妹夫是青鹿居委会的副主任、市人大代表，小妹开了一个“香月批发部”，儿子陈佳麒已经成长为军队的一名军官，他们一家过着平静又幸福的生活。
小妹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也像母亲一样，成为待人接物的里手、田间地头的能手、操持家务的好手和相夫教子的高手。她在我们大家庭中，相当于“母亲”的角度，把这个家护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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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鑫满月的时候，母亲和岳母都想办一次酒席。母亲说，孩子结婚时，我一点忙也没帮上，亲家，你这次无论如何得让给我来办。没有按农村风俗热热闹闹把儿媳迎进门，母亲总是觉得亏欠我们似的，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我与小莉是在部队结的婚，她是一个人来部队的。在双方没有亲人参加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婚给结了。结婚那一天，站长刘明亮把全站官兵集合在一个大会议室里。会议室里的桌子排成两圈，上面摆满了花生、瓜子、糖块和水果。教导员于刚玺主持婚礼。团长曾占平驱车200多公里从北京团部到了河北张家口的龙关通信站，为我和小莉证婚。十几年后，站长和教导员都当上了师长、政委，团长当上了部长成了将军。嗨，看来参加我们婚礼的重要嘉宾都能走好运。我还清晰地记得婚礼上，站长亲自介绍我在部队的表现，教导员宣读了我和小莉的结婚证书，我汇报了恋爱经过，小莉作了补充发言，团长作了指示提了要求。背景音乐是欢快又喜庆的河南民间唢呐《结婚曲》，因为负责婚礼现场保障的文书小曲是河南老兵。我们结婚那一天，部队营房插满了彩旗，气氛像过节一样，全站组织大会餐。仪式非常简单，但气氛热烈，格外隆重，让人难以忘怀。
写到这里，必须讲一讲姨父钟林森与二姨梁瑞梅。还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姨父就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四崽’结婚时，我来接亲。”事业上如日中天的姨父很器重我，说将来要给我接亲，母亲满心欢喜。当时我还小，不懂这些。后来当兵离开了家乡，结婚时婚礼也是部队组织的，所以姨父姨妈给我接亲的愿望并没有兑现。还是叫姨父姨妈自然、顺口、亲切。
      母亲是一个有心人，为办好满月宴，她早就想好了，要把平时有走动的所有亲戚都请过来，与他们一起分享她的快乐与幸福。长长的红色邀请单上，第一个就是亲家－我的岳父岳母。当时家境稍好了点，家里有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办酒的那一天，弟弟显武把拖拉机擦得干干净净，在工具箱上绑上一床被子，做成一排“软座”。他还在拖拉机的车头上扎了一朵红花。显武开着手扶拖拉机，小莉抱着刘鑫紧挨着岳父岳母坐在软座上。拖拉机“突突突”行进在大街马路上与乡村小道间，一直开到我的家门口。那天来的客人不少，摆了二十几桌，算是一次“庆功会”。小莉抱着刘鑫，我端着酒杯，陪着母亲在饭桌之间穿梭，高兴地重复着“多呷杯酒，多呷块肉”。宴席场面宏大，热闹非凡，喜气洋洋。母亲的脸上始终写着笑意，她有一种成就感，终于为我与小莉这个小家庭做了一件事情，同时也让乡亲们看到刘家的兴旺发达和人脉亲情。
这次宴席上，母亲还有一份重要收获，那是来自我岳父岳母的赞誉。我的岳父岳母都是老师，母亲却没上过学不识字，巨大反差也没影响亲家之间的频频互动与交流，他们之间没有城乡隔阂，居然话很投机，有聊不完的话、说不完的事。母亲对我说：“儿子你有福气，小莉的爸妈是知书达理的好人”。岳母跟小莉说：“你的婆婆通情达理，你做她的儿媳我们放心”。有文凭的文化人与没文凭的庄稼人，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标准，互为欣赏，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理，如出一撤。这以后，家里有什么新鲜蔬菜和土鸡蛋，让显武送到城里的亲家那里；住在城里的岳父岳母也会让人捎一些面条、饼干、糖块等农村稀罕食品给母亲。她们之间的交往是那么的自然，相处是那么的融洽。如今，上一辈都已经作古，但两个大家庭之间，一直在来往走动，每年至少聚会一次，摆上几桌，热闹一番。
   母亲对刘鑫的这份爱恋，是她对待孙辈们的一个缩影。刘慧玉作为孙辈中的“大姐大”，母亲一直把慧玉当成心肝宝贝。每次我探亲时，母亲都要嘱附我和小莉去看看住在新塘小学的慧玉。她与谢志强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刘艳妮和刘婷两姐妹在母亲身边长大，更是照顾有加，每年的学费在开学前，母亲早早就预备好了。刘宇作为长孙，更是倾注了母亲的心血，什么衣服啦鞋子啦，总能及时给他买来。刘飞龙从小是出了名的淘气，平时就爱护着他。每次走亲戚串友时，总喜欢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如今，飞龙已经娶了端庄美丽的梁美林为妻。刘添喜的名字是母亲给起的，说家里又添一喜了，以后还会给家里添更多的喜。母亲的话没错，添喜在老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小人物，人称“刘老板”。陈佳麒周岁的时候，母亲按习俗为他组织了“抓周”仪式，让我为他穿鞋，说“长大以后像四舅舅一样当军官”，母亲的话真灵，佳麒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中尉军官。刘芳和刘俊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我想母亲的荫护一直存在。第四代曾孙辈谢宗健、刘健宏、伍思远、伍思俊、刘倩倩正茁壮成长。我相信，母亲的在天之灵会保佑她的后代，保佑她的这个大家庭。

                                                                                          13 母亲的身份证

      我国的第一代身份证是在一九八四年颁发的。几年以后，身份证登记发放工作才在我老家耒阳陆续展开。在农村，办理身份证还不时兴，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愿办理。一来是怕麻烦，二来是在她们看来，办了也用不上。只有那些要出外打工的年青人才去领取。母亲是当年村子年纪大的人里唯一一个办身份证的。她办证的目的很单纯，就想以后到北京看儿子。我是一九八九年从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总参部队的。到北京看儿子，是母亲最大的愿望。一生守在农田里的大妈们，羡慕母亲有个军官儿子在北京。每次与乡亲们聊天，一提起要上北京，幸福感就漫上母亲的心头。
为了办理身份证，母亲专门进城去照相。家里离城里照像馆有八里多地，靠的是十一”车双腿走路，两个多小时打个来回，还不耽误回家做农活。等到身份证办下来后，母亲就把它和全家人的生辰八字簿、户口本一起保存在碗柜上层的格子里。可惜，身份证在那静静地躺着，一次也没派上用场。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次意外车祸无情地夺走了母亲的生命。天啊，家里的大树倒了，我的心也随之塌陷了。母亲走得那么突然，她走在“知天命”的路上。母亲没了，再也没有人唤我“四崽”了，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和缥缈。我曾经无数次想像着让母亲来北京住上一段时间，陪她一起游北京。子欲养而亲不待，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从小到大，我不曾为母亲做点什么。什么工作忙、什么岗位离不开、什么没有条件、什么手头经济紧，统统都是借口，真的好懊悔啊！好在爱人小莉在我们结婚后，用当代课老师一年积攒的两百多块钱，给母亲买了一双毛皮鞋，这是母亲这辈子穿得最好最贵的鞋，她喜形于色，逢人就夸，儿媳好儿媳疼她。给孩子再多，总感到还有亏欠；孩子给母亲再少，都说是孝心一片。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母亲的离世，让我有了切肤之痛。孝敬父母不能等，不能空，必须是今天就行动，现在就真做。平时和父母聊聊天，帮父母做做饭，陪父母散散步，就是行孝。
母亲走的那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村头排到村尾，除了亲戚，还有我的同学、战友，以及乡亲们。队伍经过的村庄，还聚集不少的村民为母亲送行，是农村罕见的大场面。这是母亲用勤劳宽厚、仁爱刚强赢得的尊重与尊严。
      在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身份证，我把它贴在自己的内衣袋里，带回了北京。于是，我在游览北京著名景点的时候，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带上母亲的相片。就这样，我陪伴着母亲上了天安门、游了颐和园、登了长城……母亲，您看北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后  记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眼眶里噙满泪水也不轻意让它掉下来；母亲是一个只会付出的人，她竭尽全力一心为家，却从没有自己；母亲是一个信佛的人，她心底善良，善待家人与乡亲；母亲是不识字的文化人，她懂得的道理和尊崇的礼节比读书人多得多。她照顾年迈的奶奶（奶奶一直没有正式的姓名，只知道叫谢氏），入微入细，冬天里安排我们轮流为奶奶“暖脚”，夏日里变戏法似的“变”出奶奶爱吃的桃酥，过年时要精心挑选几块鸡脯肉留给奶奶吃。这一串串事儿，折射出母亲的爱心与品格，也为乡邻处理好婆媳关系提供了一面镜子。她用勤劳的双手，制砖烧窑盖房，让兄弟们结婚时都住上了新房，又风风光光为小妹办了婚事。母亲信奉“有书不读子孙愚”，用瘦弱的肩膀扛着家庭的责任，拉扯大六个孩子，其中大哥考上了耒阳师范，是当时大队通过考试跳出农门的第一人；我考上了军校，在十里八乡都有名气。“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我们兄弟姊妹中走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近千户人家的村里是绝无仅有的事。为此，乡亲们把母亲列为村里“三个半女强人”中的第一人。
母亲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四年了，但母亲“心存梦想，坚韧敢拼，与人为善，勤俭持家”的美德已经演化为家风，成为我们大家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瑞金，革命的摇篮；瑞金，母亲的名字。瑞金，摇篮，母亲，已深深地镌刻在儿女们的心中。

                        作者简介：刘显虎，耒阳人，本科学历。1984年入伍，总任总参信息部某部政治委员，现任北京耒阳企业商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职务。平生与文字打交道，撰写各类文章100余万字，其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此篇《我的母亲、瑞金》是对故土的情深和母爱的思念！

回头非浪子 · 发表于 2019-4-13 12:44:24

阅读带来乐趣。

耒青青草 · 发表于 2019-4-13 22:13:31

本帖最后由耒青青草于 2019-4-13 22:15 编辑

   伟大的父亲母亲，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儿女们的依靠和榜样，是国家的精神！
   显虎的文章接地气，有生活，真实动人！
   一块不为人多看一眼的被丢弃的帆布，妈妈的独具匠心的心情有眼光；灵巧的双手把它做成了令同学们羡慕的“军用书包”。
   神奇的瓷坛里的咸鸭蛋，是多么地令人垂涎又令人回味无穷！………父母的精神是鼓舞儿女们前进的动力！

耒青青草 · 发表于 2019-4-13 22:19:17

读着显虎娓娓道来的文字，生动活泼的场景就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心灵更亲情，更是亲热地在一起！

娴情逸致 · 发表于 2019-4-13 23:52:19

母亲之爱溢然于纸上。

醉生梦死 · 发表于 2019-4-14 09:25:46

大手笔。

我的母亲——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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