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之战的“金牌打手”桂系 为何率先跟南京翻脸？

江上苇 国家人文历史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本 文 约 6687 字

阅 读 需 要

20min

1926年夏之前，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还仅只是一支影响力有限的地方军事力量。但北伐成了桂军的脱胎换骨之旅。在李宗仁指挥下，桂系第7军先后在湖南、湖北对吴佩孚，在江西对孙传芳作战。这两部皆为北洋军之最精华，但桂军能独当一面迭摧劲敌，几乎是一手打下了江南半壁江山。

在北伐的一系列战事中，李、白以不败战绩带领桂系攀上了军事声望的巅峰。与此同时，桂系人物野心也不断膨胀，因利益诉求与蒋介石把持的南京中央政府不断发生冲突，双方渐从亲密无间到貌合神离，最后发展为水火不相容。但蒋介石摊牌的方式与时机，却让桂系措手不及。

桂系领袖之一李宗仁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广州车站留影，摄于1926年1月。在该次会议上，李宗仁当选候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伐中桂系实力迅速扩张，军事声望甚至超越蒋介石，让桂系诸人自我感觉良好，开始不断向蒋介石发起挑战

自我感觉良好的桂系

北伐之前，桂军共有9个旅。李宗仁率其中4个旅共8个团组成国民革命军第7军参加北伐，其余5个旅则编为第15军留驻广西。

至北伐结束，桂系的军事力量在短短两年间得到迅猛扩充，李、白的基本部队扩大到4个军，此外还收编了唐生智部5个军及其他杂牌3个军，成为关内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之一。桂军在整个北伐期间几乎从无败绩，军事声望甚至超越了蒋介石的黄埔系。

但正是北伐这场大考中获得的军事满分，让桂系忽视了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短板。首先是政治上无建树。桂系在党、政两条线上都没人，以至于在南京中央的多方政治博弈中毫无话语权。这个毛病桂系自始至终无解，以至于白崇禧只好哀叹“广西不出政治人才”。

其次是经济上无办法。桂系搞地方政治很有一套，但毕竟老家广西是个穷省，而湖北又刚拿到手中，区区两省地盘远不足以赡养20万部队，粮饷主要仰仗南京政府拨给，因而处处受制于人。

但桂系人物并没有意识到问题，反而自我感觉颇好。作为南京政府手里最强的一张军事王牌，桂系过于高估了自己的价值。以李、白为代表的桂系高层，只看到了黄埔系在北伐中的各种不能打，却没看到黄埔系背靠中央，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维护政令军令统一的政治优势，更没注意到蒋介石背后还有江浙财团和英美日政府的大力支持。

桂系最致命的错误，是错估了北方冯、阎两个军事集团对蒋桂之争的态度。它以为自己与冯、阎同是受蒋介石压迫的战友，天然就应该可以携手反蒋。却没想到冯、阎最怕的却是蒋、桂携手，在蒋介石与桂系的联盟彻底破裂之前，冯、阎绝不敢轻率挑战这个既有钱（蒋）、又能打（桂）的联盟。此际的冯、阎也正是兵强马壮自信满满，打破头也猜不到最终冯、阎、桂三家合力都打不过蒋的结局。

所以蒋若打桂，在冯、阎看来无异于南军自屠功狗，他们当然只会搬个小板凳吃瓜看热闹！

从蒋介石的角度讲，他还真不是非得先拿桂系这个“金牌打手”开刀，但无奈桂系实在太能作死了。桂系不是有计划地统筹谋蒋，而是毫无统筹地各自盲动——北平搞北平的，广西搞广西的，湖北搞湖北的。李、白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其部下就更进一步玩“陪臣执国命”。

桂系首领之中，李宗仁豁达宽宏谦恭退让，与蒋介石本无冲突；白崇禧作为北伐军参谋长，也与蒋共事尚洽。虽然在宁汉纷争中李、白有向蒋逼宫的嫌疑，但也没比何应钦表现得更过火。论理说，桂系本不至于冷不丁挨上蒋介石这“削藩”的第一刀。但是桂系的其他军头，就远没有李、白这样的水平了。

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在汉口附近集结，约摄于1926年8月

破坏团结的用人方式北伐中后期，李宗仁逐渐将桂系的军权和人事权交给白崇禧，自己长居南京，俨然以桂系名义一把手的身份，担任驻中央的头号协调代表。白崇禧虽然精明干练，但在选才用人上却远不如李宗仁大气周到允公允能。他重用自己的保定军校同学胡宗铎和陶钧，而罔顾这两人在桂系中的资历、出身以及个人作风、贡献，因而严重破坏了桂系内部团结。

胡、陶均为湖北人。最初参加北伐的桂军四旅长为夏威、胡宗铎、李明瑞、钟祖培。在龙潭之役后，李宗仁为酬功，把自己担任的第7军军长让给夏威。夏威虽然能力和战绩一般，但毕竟跟桂系三巨头中的白崇禧、黄绍竑有从广西陆小到保定军校一路同学的交情，还有一块在马晓军广西模范团当营长的资历，所以其他三个旅长也无话可说。但接下来桂军扩编了一个第19军，白崇禧力主以胡宗铎任军长，胡宗铎以湖北人而带广西兵，另两个战功更著的老旅长李明瑞和钟祖培就有些坐不住了。

20世纪20年代，北伐战争期间的桂系部队

待西征打下武汉后，桂系又扩编了一个第18军。这一次，白崇禧和胡宗铎又力保资历甚浅的保定同学陶钧当军长，还是没轮到李明瑞和钟祖培这两个北伐中战无不胜的先锋官。钟祖培大闹情绪，弃官跑回广西老家去了。李明瑞虽隐忍未发，却因此萌生叛意。

正是胡宗铎和陶钧的作为，直接给桂系钉上了棺材板。

胡宗铎其人粗鲁轻浮，野心大而情商低。从北洋军阀统治起，湖北就一直有“鄂人治鄂”的呼声，甚至因此引发了川、湘两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之间的“援鄂战争”。故桂系西征打下湖北后，胡宗铎在湖北士绅的吹捧下，便急不可耐地谋任鄂省主席，居然找李宗仁自荐道：“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李宗仁只好以军人不宜分心搞省政为辞，并拿出自己北伐底定安徽时辞兼省主席的例子来说教。

陶钧亦是个极不讲政治的粗蛮军人。他治军残酷，随意枪杀行军落伍的士兵，号称“陶屠户”。又喜欢标新立异、处处表现（偏偏白崇禧就喜欢这样的干部）。他出任18军军长之后，率部至鄂西清乡，宜昌有一个禁烟督察局（实质是收鸦片烟税），每月税收逾百万元，陶为了抓钱，即擅自委派其军需处长为该局局长。收入除以一部分补贴18、19军外，其余全入陶钧私囊。

结果桂系的嫡亲儿子第7军，官兵待遇反而不如胡、陶这两个拖油瓶的新军。李宗仁评价为“以致七军将士极感不平，军心颇受影响。此风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

唐生智

以藩镇割据的姿态挑衅中央

蒋桂开战的导火索，是桂系出兵偷袭湖南鲁涤平。

在拿下湖北之后，桂系尝到了占地盘的甜头。为了进一步扩充地盘（财源），同时也为了打通长江流域与老家广西之间的联系，桂系又打起湖南的主意。

首先是以截留财税为罪名，擅自扣押湖南省主席程潜。

唐生智败后，其留下的两湖地盘为桂系主持重新分配。在湖北，桂系抬出鄂省宿老张知本虚掌省政，实权则由胡宗铎、陶钧把持。对湖南省，桂系本来也想如法炮制，但因为老资格的湘军将领程潜想当省主席，他既有军事实力，又在西征中出力不少，桂系无奈之下只好承认。但又特设一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湘、鄂两省。

白崇禧（左）与李宗仁（右）合影，摄于1929年5月5日

不料程潜当上湖南省主席之后，丝毫不买武汉政治分会的账，截留湘省财税，并不上缴给武汉（这其中当然也有南京的默许）。桂系因此大为震怒，竟以开会为名将程骗至武汉扣押，撤职查办。桂系本拟以亲近自己的湘军将领何键代替程潜，不料蒋介石却利用把持中央的政治优势，抢先一步发表另一位湘军将领鲁涤平为省主席。

既然是蒋介石任命的省主席，鲁涤平当然还是不会听桂系的话。为了增强鲁涤平对抗桂系的话语权，蒋介石又秘密通过江西陆运给鲁军一大批军火。桂系怀疑蒋即将对自己动手，胡宗铎、夏威、陶钧等人竟轻率地决定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下旬派李明瑞率一个师，以返桂为名，在路过长沙时突袭鲁涤平部。鲁猝不及防，率部撤出长沙退往浏阳方向。胡宗铎等人随即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宣布撤换鲁涤平，改任何键。

桂系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藩镇割据的姿态挑衅中央，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也是蓄谋已久）。而桂系这种频频破坏大一统的恶劣行径（外加偷袭），更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蒋桂行将破裂之际，桂系的亲近盟友、粤军领袖李济深适抵上海，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刚从南京逃至上海的李宗仁，力劝李济深勿去南京，而支持桂系对蒋开战。蒋介石则派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四人至沪迎迓，希望李济深赴南京商量，在蒋桂间缓颊，避免开战。

一个是地方挑衅中央，且满口不怕打、准备打（其实啥准备没有）；另一个是中央维护统一，而且以和平为吁（其实已经胸有成竹）。李济深虽然与桂系关系深，但从道义上讲却难免倾向于后者。他因此不顾李宗仁的劝阻，亲赴南京见蒋介石，希望阻止双方开战。殊不知到南京后，蒋即满口痛斥桂系违法乱纪，非武力讨伐不足以儆效尤，比李宗仁还要杀气腾腾。李济深这才发现自己判断失误——敢情这俩都不是善茬。

但他后悔已来不及了。

纵贯南北的长蛇阵

为防止粤军站边支持桂系，蒋介石给李济深扣上“勾结桂系、拥兵自护”的罪名，押在汤山。同时派粤籍大佬孙科、古应芬赴广州策动粤军将领陈济棠等人反李济深——结果桂系还没开打，想做和事佬的粤系倒先被洗了牌。

桂系此时的战略布局非常不利。

“三巨头”中，李宗仁本人常驻南京，白崇禧带一批杂牌军驻冀东，黄绍竑率留守部队在广西。但最核心的军事资产，第7、18、19等三个嫡系主力军却在湖北，由胡宗铎、夏威、陶钧等三个胆大轻率的糊涂虫把持。简而言之，桂系20万军队摆了一个纵贯南北的长蛇阵，首尾难顾，无人统筹，小鬼当家。

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北伐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冀东的白崇禧集团，由唐生智湘军旧部和北伐中收编的各路杂牌组成。湘军将领李品仙、廖磊是广西人，和白又是同学，故白崇禧视这支部队为可靠，对收编的其他杂牌则凌压吞并，于1928年冬将第54师师长魏益三免职，代之以桂系的王泽民。此举让杂牌部队长人人自危，对白极端不满。而王泽民又极不争气，死要钱不发饷，还排除异己，任用私人，原魏部官兵恨之入骨。即便是白崇禧视为可靠的李品仙、廖磊部，其广大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也不愿意为桂系卖命。

蒋介石抓住这一矛盾，双管齐下。一方面扣发白部经费，让白崇禧发不出军饷。另一方面，给予在野的唐生智、魏益三等人巨款，指使其运动旧部叛白。

按照蒋介石的判断，孤悬北方的白崇禧集团当可用经济加政治手段解决，但武汉方面桂系主力云集，双方主力会战恐难以避免。

故蒋在此方向孤注一掷，投入了能动用的所有嫡系主力。连正在肄业的中央军校六期生也分兵科编为骑兵、炮兵、工兵、战车、通讯队，配属给江左、右各军。即未出发的学生亦发给实弹，准备保卫南京。

尽管势态上蒋优桂劣，但几乎所有的人仍判断——湖北桂系三个主力军，既有北伐以来不败的金身，还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这仗怎么也得打一阵吧？

所以冯玉祥毫不犹豫地告诉来求助的桂系代表温乔生：“烦你转告李总司令，我一定和他合作打蒋；但调动军队需要时间，希望他发动后能够撑持两周，我就可以出兵响应。”

而对蒋方派来的求助代表邵力子、贺耀组，冯亦同样表示支持：论公论私，都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决定出兵13万相助。

南方两大军事集团蒋、桂血拼，北方头号军事强人当然乐见其成，收鹬蚌相争、卞庄刺虎之利。于是，西北军大将韩复榘带兵越信阳南下，兵锋直指武汉——却不表态助蒋还是助桂。

蒋桂开打

1929年3月30日，蒋介石亲赴九江下达讨逆总攻击令，十几万蒋军向武汉进发，蒋桂全面开打。除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之外，蒋另有一系列部署：通过汪精卫拉拢避居日本的唐生智，予巨款使之去冀东拆白崇禧的台；拉拢张发奎部粤军，使之自江西侧击粤汉路，切断鄂省桂军与粤、桂、湘的联系，阻其北援或南逃；以杨永泰拉拢不得意的广西军人俞作柏，运动其表弟李明瑞倒戈；以郑介民运动粤军将领反对李济深，翦除桂系的南方强援；派代表北上争取冯玉祥、阎锡山通电挺蒋讨桂。

唐生智一到秦皇岛，便喊出两条口号。对原湘军旧部是“打倒桂系，回到武汉，回到湖南老家去”，对其他杂牌是“打倒白崇禧，清算拖欠经费。被白免职的，仍回原部供职”。魏益三则命令在北平的旧部扣押白崇禧、王泽民。一夜之间，白崇禧就由方面统帅变成了过街老鼠。要不是廖磊念在私谊网开一面，放他航海出逃，“小诸葛”几乎就要玩完。

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桂系领袖之一黄绍竑（右）与时任第四师师长张发奎（左）

武汉方面的桂系主力，在武汉外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拟诱蒋军深入消耗后，再迂回出击歼灭之。桂军分为3个纵队，胡宗铎、陶钧、夏威分任总指挥。其中，以第7军为主力的第三纵队是防御战的骨干力量，布防于武汉东北方向的青山、阳逻、黄陂一线。

大战在即，第7军的大当家夏威却因白喉住院，李明瑞以纵队副总指挥代行职务。李明瑞对胡宗铎、陶钧本就有意见，再加之俞作柏的游说收买，乃以胡、陶擅权中饱、贪污腐化，让第7军官兵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为辞，率所部撤出战场，另一师长杨腾辉亦随之行动，被蒋介石分别任命为15师和57师师长。桂系头牌、北伐钢军第7军，就这样未经一战而自行解体。

第7军垮台后，胡宗铎、陶钧、夏威惊慌失措，斗志完全瓦解，竟带着剩下的十万大军逃往鄂西荆州、沙市、宜昌一带，最后全部被蒋介石包围缴械。

蒋介石于4月5日抵达武汉，此时距蒋桂开战还不到一周。企图取渔翁之利的韩复榘大军，才刚刚开到武胜关。蒋介石随即致电韩复榘停止进军，并约其至武汉一晤。蒋抓住此机，对韩馈赠重金，百般笼络，又种下后来韩叛冯投蒋之根因。在短短一周之内，桂系从地跨南北数千里、拥兵20万的强大军事集团就被打回了原形。

解决湖北桂军后，蒋军纷纷向广西合围。李、白、黄只得出逃，广西交由投蒋的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人主持。但适逢蒋冯在北方开战，南下蒋军转而北上，李、白、黄乃伺机乘间返桂，撵走威望不孚的俞作柏等人，重建桂军。

由于李明瑞、杨腾辉带回了原第7军的两个骨干师，再加留桂部队及辗转来归的粤军劲旅张发奎部万余人，重建的桂军仍有一定实力。为报瓦解之仇，桂系积极联合北方冯、阎，趁中原大战爆发，孤注一掷以全军入湘“北伐”。企图攻占武汉，进而与冯、阎会师中原。

桂军此次“北伐”，初期进展顺利——1930年5月下旬出师，6月3日占领长沙，8日占岳州，预计15日即可攻占武汉，再次饮马长江。正在高歌猛进之际，殊不料附蒋的粤军陈铭枢部偷袭桂系后方重镇衡阳，切断了北上桂军的补给线。

李宗仁迫于无奈，只得于6月18日自长沙回师攻衡阳。恰逢是年湖南大旱，被断了后路的桂军军粮不继，急攻衡阳又不下，只得放弃逐鹿中原，绕道退回广西。从此，桂系失去问鼎中原的资格，仅能据广西自保。

抗战爆发后，李、白转变姿态，率桂军北上拥蒋抗日。李宗仁再任方面统帅，白崇禧则重参蒋介石军幕，重新恢复蒋记附庸、得力打手的身份。至抗战结束，桂系又扩充到三个军兵力（7、46、48），两省地盘（广西、安徽）。

桂系恃此军政力量，再度觊觎最高权力。先是李宗仁于1948年4月当选“副总统”，继而李、白合力借国共战事不利再次向蒋介石逼宫，在蒋下野后由李代总统，最终成为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曲终人散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