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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有多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忆一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真感 到中国的伟 大,中国领导人的英明! 1963年12月4 日,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持呢？周总理在报告中说，“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56年，中国开始向蒙古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援助蒙古1.5亿元人民币。 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两笔长期低息贷款，由于蒙古缺乏技术力量，援助项目都采取“交钥匙”方式，即中国包揽一切，全部建成后把钥匙交给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发电厂、毛纺织厂、玻璃厂、造纸厂、砖瓦厂、蔬菜农场、养鸡场、医院、疗养院、6座桥梁等21个项目，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60年，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当时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 就说现今50岁以上的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阿尔巴尼亚。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给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至1978年6月底，中国帮助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工业企业和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共计承担了142个项目，其中建成的92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为建设这些项目，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1公顷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军援项目之繁、数量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而这一切，阿方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盏绝无仅有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 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据70年代初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将军回忆，阿第一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而众所周知，中国自己国内用的却是木杆和水泥杆，优质钢管电线杆几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阿方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急需的东西。抽烟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领略过阿尔巴尼亚香烟那股臭脚丫子味儿。 。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提供需要的原油、沥青。在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七大以后，开始翻脸不认人，公开攻击中国。中国被迫于1978年7月终止对阿援助。 1962年春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发表内部讲话批评。同年2月，王稼祥与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中央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结果，中联部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国际反动派要和、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代表，遭到批判打击。协助周主持中央对外联络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联部的意见，对他一直热衷和极力推行着的一套，即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正相对抗，便成为批王的急先锋和干将。文革开始以后，康生更把所谓“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在这种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 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王稼祥才得到平反。而此时，这位头脑清醒、敢讲真话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作古5年。 正确的意见被斥为“三和一少”，于是我国继续义无反顾地充当许多小兄弟的冤大头。有一回阿尔巴尼亚来要援助，我国领导人很大气：我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每个人省一小口，就把你们包下来了。 每个人只省一小口！这条道理说起来轻松，细一想却异常沉重。比如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680万吨粮食，按当时全国6.7亿人平均一下，不过人均20斤粮食，每人每天省5.5钱就出来了，确实是一小口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想过没有，680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 680万吨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用得恰当的话，这680万吨粮食足足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 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文章，直斥《苏联讨债逼债何其狠毒》，但这篇2000字的文章，反复批判了苏联向埃及“逼债”的罪恶，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之说，曾在我国流传很长时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认为、如果有官方解释的话也会这么认为，是当时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传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