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习俗的变与不变

春节是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各种媒介形式的不断介入，春节习俗正在发生着变化，出现了与传统春节习俗有着很大不同的新兴春节习俗。传统春节习俗兼具世俗性与神圣性，新兴春节习俗代表的则是一种快感商品。然而，虽然新兴春节习俗与传统春节习俗相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联结两者的“基因”是民族认同。

春节是“华夏族旧历的新年年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学界对春节的研究成果颇丰，既有立足于历史对春节及其习俗之起源的探讨，也不乏立足当下对新媒体环境下春节习俗变化及如何保护传统春节习俗之讨论。但就整体而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春节习俗或新兴春节习俗形式与内容的展现，对两者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付之阙如。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对新兴春节习俗相对于传统春节习俗的变与不变的考察，对新兴春节习俗相较于传统春节习俗的变化及其内在联系进行讨论。

一、传统春节习俗

在具体探讨传统春节习俗的性质和特点之前，有必要梳理传统春节有哪些习俗。“腊月三十晚上叫除夕，除夕有吃团圆饭、祭祖、接神、放爆竹、守岁、长辈给孩子给压岁钱等习俗，有的地方还有踩祟、接财神、饮屠苏酒等习俗。”正月初一早上一般会放爆竹，还有拜天地以祭祀天地神、拜祖先以祭祀先祖的习俗，除此之外，拜新年、着新衣、送穷鬼、接财神也是当日的重要习俗。正月初二是出嫁的女儿们回娘家的日子，在这天，女儿们会带着丈夫、儿女一起回娘家拜年。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有破除过年诸多禁忌的意涵。正月初七被称为“人胜节”“人七日”等，这源于女娲初创世界于第七天造出人的传说，所以在这天有闹社火、吃七菜羹、戴胜、登高等习俗。正月初八放生祈福。正月初九主要有祭玉皇、祭天等习俗，以表庆贺玉皇大帝生日之意。正月初十传说是石头的生日，这一天凡石制的工具都不能动。正月十五有“元宵节”和“灯节”的别称，吃元宵，看花灯、猜灯谜、跳火堆等是当日的主要习俗。


传统春节期间，几乎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习俗内容，这些习俗共同构成了完整而复杂的传统春节习俗系统。笔者在此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系统中的许多习俗，诸如“接财神”“贴门神”“送穷鬼”等，一方面蕴含着古人祝福神明的神圣性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古人日常生活的表征，具有很明显的世俗性目的和特征。

从构成形式来看，传统春节习俗的构成也与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首先体现在传统春节习俗所祭祀的各种神明的构成与来源上，如“门神”“财神”等神明形式。传统春节习俗中何以会产生这样的神明类型与形式呢？这显然缘于这些神明背后所蕴含的与古人日常生活的关联，缘于古人生活中的世俗性需求。

传统春节习俗的世俗性除了从神明的构成视角得以说明外，从各种神明形象的渊源也可以窥见。考察传统春节习俗中的各种神明的形象，可以看出，其大部分是根据人们的世俗性需要构建出来的。这一点从传统春节敬奉“门神”的习俗及门神形象的变化中就可以得到说明。在传统春节习俗中，门神被视为守卫门户的神灵，被贴于门上，寄予了古人驱邪辟鬼、卫家护宅、保全家平安的期望。既然要起到保家护宅的作用，门神的威慑力便是首先要考虑的。为了增加门神的威慑力，人们最初将民间传说中把守东海度朔山“鬼门”的两位神将---神荼和郁垒的形象置于门上充当门神。神荼、郁垒虽然是“人格化的神”，但由于他们本身源于民间传说，对人来说“仍然是虚幻的，与人没有亲近感”，而且“年年岁岁门上总是画同样的门神，也难免叫人腻烦，”于是，后来的人们就根据自身需求对门神形象进行了改造，将一些武士形象画在门上作为门神。可以看出，从门神形象的这种变化的确可以充分感受到春节习俗中神明形象的世俗性来源。

由于世俗性的需要，使得传统春节习俗显现出鲜明的世俗性特征，但从总体上来看，传统春节习俗最终还是一个由神圣性主导的仪式过程。有学者说：“传统社会是圣化的，……在圣化社会里，社会结构、行为规范和言论准则，都以远古因袭下来的圣典为蓝本。”既然传统社会是圣化的，作为传统社会重要部分的传统春节习俗从总体上来说便也是圣化的。尽管传统春节习俗会随着不同时代的世俗性需求而发生一定变化，但其中主导性的内涵、诉求、仪式及其过程等都是按因袭下来的圣化的蓝本进行的。

传统春节习俗的神圣性首先体现在习俗指向对象的神圣性上。在传统春节习俗中，很多习俗都是专门为了敬奉各种神明而设置的，有着祝福神明的神圣性意义。如正月初七——“人胜节”，就是来源于女娲第七日造人的传说，它表达了古人对女娲这一神明的祝福。此外，接财神、祭玉皇等习俗也都蕴含着古人祝福相应神明的意义。除一些有明确所指的神明祝福仪式外，“由于神圣性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传染性，它往往不固定在以它为标志的事物上。……甚至最表面最周边的接触，都足以使神圣性在不同的对象之间相互传播，”因此传统春节习俗的神圣性也往往不只表现在有明确崇拜目标的神明上，与神明相关的事物，也足以变得神圣。因此，可以说，在传统春节习俗中，神圣性是广泛存在的。

除上述而外，传统春节习俗的神圣性还体现在相关习俗中包含的禁忌上。在传统春节习俗中，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禁忌要求。在语言禁忌方面，人们被规定春节期间不能说“死”“鬼”等禁忌词汇；在行为禁忌方面，各地都有在一定时限之内禁止扫地、洗衣、动土、动刀等习俗；甚至还存在有明显的性别禁忌，如外出拜年“往往仅限于男子，至于女子，则要等待初六后才准外出拜年（俗称忌门）。”这些禁忌要求类似于一种对人们的本性施以暴力的苦行主义，而无论中外，苦行主义往往是一种使人们获得神圣性的手段。涂尔干就曾指出，“如果不对我们的本性施以暴力，如果不对我们的本能有所伤害，我们就不能摆脱凡俗世界，”人们正是借助遭受磨难或曰苦行使自己获得某种特殊的力量与特权。传统春节习俗中的各种禁忌性要求正是如此。正是通过这些类似于苦行主义的禁忌，人们希望获得来自神圣世界的某种力量和特权，藉以挣脱凡俗世界的桎梏。

二、新兴春节习俗

伴随着各种新媒体技术的产生，人类信息传播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工作与信息交流方式几乎每时每刻都与各类媒介结合在了一起，各种媒介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每一个人的几乎所有认知和行为之中，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被媒介所重构，春节习俗同样也不例外。

媒介介入春节习俗后，在很多方面对传统春节习俗带来了重构。媒介首先带来的是传统春节习俗的仪式形式的变化和一些新的习俗样式的出现。在新兴春节习俗中，守岁变成了手机抢红包大战；爆竹迎年变成了春节联欢晚会迎年；团拜变成微信和QQ拜年；发压岁钱变成了电子红包……可以看出，接触和使用各类媒介成为新兴春节习俗的重要内容，各种媒介变成了承载新兴春节习俗的各种内容的具体载体，无论是春节习俗的呈现形式，还是内容表达都依靠媒介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实现了对春节习俗这一重要文化形式的挟持，春节习俗仪式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媒介仪式。

柯尔迪曾这样描述媒介仪式：“媒介是我们通向社会中心的入口。通过媒介仪式，使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神话显得自然化。”在新兴春节习俗中，媒介并不仅仅是一个介质，并不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与没有能动性的载体，它不会完整展现春节习俗的仪式程序、仪式内容、仪式氛围，也不会完整再现所有的习俗过程。媒介更像是一个建构者，它会根据媒介特性来挑拣传统春节习俗中能够满足其特性和要求的元素，再通过各种可视化手段，将习俗内容转换成各种媒介所能承载的音像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成为了新兴春节习俗形成的标准和规范，春节习俗的内容反而成为了媒介的装饰物。

在对春节习俗的仪式形式进行重构之外，媒介还带来传统春节习俗的仪式性质的改变。新兴春节习俗是由媒介主导并建构的，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的主导者和建构者身份能够保证其以在场的方式参与春节习俗的生成与扩散。“与媒介不在场的仪式传播不同，大众传媒一旦介入某一事件的传播，必然带来对该事件的传播文本的重构，使神圣意义从中心不断裂变，将神圣消解为世俗。”媒介的介入，使传统春节习俗中的神圣性意义被消解，神明的消失带来的是传统春节习俗的仪式性质的变化。在新兴春节习俗中，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种媒介形式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电子红包、微信或QQ祝福等占据着各个重要时间节点，成为人们春节生活的中心，而这些时间在传统春节习俗中是属于神明的。神明祭祀的时间被占据，人们无法通过特定的仪式活动产生对神明存在的想象，导致神明在新兴春节习俗中的消失。

与春节习俗的仪式形式和仪式性质的改变相应，人们参与春节习俗的方式和角色也发生了改变。人们在参与新兴春节习俗这一由媒介主导和建构的媒介仪式的过程中，传统春节习俗中参与者所具有的独特的在场体验没有了，真实的在场变成了媒介化的虚拟在场，亲身参与的仪式变成了观看的仪式。更有甚者，由于媒介自身的市场逻辑，媒介主导下的新兴春节习俗，诸如春节联欢晚会等，其背后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收视率、点击率、市场占有率及由此所带来的各种商业利益等考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兴春节习俗已经不只是变成了一种消弭了神圣性的世俗的媒介仪式，更是一种具有商业化目的、追求商业利益的世俗商品。与此相应，新兴春节习俗的参与者角色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改变了，由传统春节习俗中真正的参与者变成了新兴春节习俗中蕴含市场逻辑的世俗商品的消费者。

既然新兴春节习俗变成了一种世俗商品，新兴春节习俗的参与者变成了消费者，那么随即而来的问题便是，这种商品对于其消费者即新兴春节习俗的参与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或者说，作为消费者的新兴春节习俗参与者在新兴春节习俗的消费过程中能获得什么呢？如果说在传统春节习俗中参与者通过身体在场式的参与可以使自己获得神明的护佑和内心与精神上的神圣性与平安的话，新兴春节习俗作为一种商品对于其消费者的回报究竟是什么呢？另外，在新兴春节习俗中，还有一个因神明消失而带来的需求对象空缺的问题。神明在传统春节习俗中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明被古人需要。而神明在新兴春节习俗中的消失，就必然会产生一个由于需要对象匮乏所带来的空缺，这个空缺在新兴春节习俗中又是被什么东西替代了呢？

这些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边际学派的相关观点中去探求。边际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以效用为源泉，而效用的存在又以需要为前提，而所谓需要实质上就是人的欲望。也就是说，按照边际学派的理论，商品的价值与人的欲望密切相关，人们的欲望越大，商品的效用就越高，由此带来的商品的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由此出发，边际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边际效用来确定。所谓边际效用，即“居于消费者一系列被满足的欲望中的最后那个欲望，这个欲望处于被满足和不被满足的边缘，因此被称为边际欲望。商品的边际效用就是该商品满足边际欲望的能力。”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欲望的满足往往是快感产生的原因，换言之，快感产生于欲望的满足，因此，按照边际学派的逻辑，快感才是决定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关键。

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发现，新兴春节习俗这一被媒介精心设计的商品对于其消费者而言最大的价值其实在于参与过程中快感体验，快感体验是新兴春节习俗作为一种商品能吸引其参与者投入其中的最主要的价值回报。由于产生这种快感体验的一系列新兴春节习俗与传统春节习俗中祭祀神明的时间相重合，因此也正好填补了新兴春节习俗中神明消失所带来的对象空缺。换言之，正是人们在消费新兴春节习俗过程中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快感体验填补了神明消失后的对象匮乏状态。而当春节习俗从传统的关注神明的神圣性意涵转移到关注人的快感，当商品消费的快感和欲望的满足替代了神明时，新兴春节习俗就已不仅仅是一种“世俗商品”，更准确地说，它应该被称为一种“快感商品”。

春节是全世界华人的传统节日

春节快乐多

传统春节习俗的神圣性首先体现在习俗指向对象的神圣性上。

春节是“华夏族旧历的新年年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