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警卫高振普忆周总理

纪委 · 发表于 2011-10-17 07:49:25

　他，在周恩来总理身边15个春秋，日日夜夜照料着总理的生活；他，伴随着周总理夫妇走完了生命最后的岁月，亲手撒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骨灰。他就是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高振普。多年前，笔者曾与高振普住在同一个宿舍院里，常听他讲述周恩来总理晚年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往事。现将其回忆及笔者搜集的资料整理一二，以飨读者。

　　九一三事件时，我一直在周总理身边

　　1971年9月12日晚7点，高振普突然接到通知，告知他出了大事并让他立刻到中南海西花厅。当时，高振普的第一反应是可能周恩来总理病了，因为那时周恩来已经查出了患有冠心病。当他快步走进西花厅时，只见里面灯火辉煌，做饭的大师傅、服务员等人都集中到了卫士值班室。他们说，刚才接到电话，让大家做好一级战斗准备，同时让高振普以最快的速度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高振普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马上开车来到人民大会堂，跑步到福建厅。秘书老张小声地说，出大事了，林副主席走了。高振普吃了一大惊，想问又不敢问，因为有纪律规定，领导不讲你不能问，就更不能深问了。当时他们还不了解具体情况，又加上着急，两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那个时刻周恩来总理最忙了，只见他出出进进的，一会儿召集政治局开会，一会儿向毛主席汇报，一会儿又要召集部队作战部门开会。总之，此时国家已进入了最紧急状态。

　　当时，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规定，只有高振普和张树迎（副卫士长）可以进入会议室，其他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是秘书还是警卫都不得进入。那几天，他们这些工作人员连休息的房间也没有，大家就站在走廊里守候着。有时高振普困得实在熬不住了，干脆就头朝上，脚朝下躺在大理石的楼梯上打个盹。多年后，只要高振普一走到那个地方，总会对身旁的人说当年我为总理警卫就睡在这里。

　　就这样，周恩来一直忙到13号深夜，才在办公室临时搭的一张木板床上躺下。刚躺下不到两小时，外交部王海容打来电话，说有紧急情况要汇报。高振普和秘书老张商量后决定叫醒总理。王海容向周恩来汇报说，蒙古方面向我们提出抗议，说一架军用飞机侵犯了他们领空，已经坠毁了。听到这一消息，周恩来赶忙拿着电报到118厅向**汇报去了。就这样一直忙到了9月15日下午才告一段落，周恩来这时才回到中南海西花厅。

　　高振普说：“现在有不少报道和文章，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周总理在听到林彪的飞机坠毁后，曾面对窗外抱头痛哭。那几天，我时刻都在总理身边，没有看到过这一场面。”

　　突尼斯总理说，见不到周总理我们不回去

　　1972年5月，医生查出周恩来患有膀胱癌，做手术切除了。后来又经过几次化疗，病情才有好转，由于工作实在太忙，后来化疗便改为在家里做。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到后期时经常尿血，最多时一天的尿血量（除去其中的水分）约200毫升，眼看着周恩来在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而他的工作量却没有减少，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着急。最后周恩来同意住院进行治疗，大家才感到一些欣慰。

　　1973年3月，又发现周恩来患了直肠癌并于26日做了手术。这时，突尼斯总理努依拉来华访问，提出一定要见周总理。外交部解释说，总理因病住院不能会见外宾，但对方非见不可，他们说，见不到周总理我们不回去。而且对方还提出，如果怕我们带来病菌感染了总理，隔着玻璃见一面就行。可见周总理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很高的。这件事最后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同意会见。就这样，4月3日，刚做手术后不久的周恩来躺在病床上会见了外宾。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访华，要到305医院看望周恩来。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双脚肿胀，根本就穿不进皮鞋。周恩来平时是非常注意仪表的，哪怕是旧衣服穿在身上都平平整整有模有样的。高振普他们见总理穿不上鞋都急坏了，又不能让总理穿着拖鞋去见客人啊，于是准备给总理去定做一双黑色圆口布鞋。

　　高振普拿着事先量好的尺寸去找做鞋的韩师傅，因为保密，还不能让他知道周恩来有病。高振普说这双鞋一定要做得大一些，韩师傅可能是猜出了什么，眼泪流了下来。高振普心里也不好受，对韩师傅说，这双鞋您无论怎样也得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做出来，并嘱咐他说，做得不用太细致，鞋底的针线大一点也行。

　　第二天中午，布鞋做好了。这鞋做得非常细致，鞋底完全是用手工纳成的，一点儿都没有偷工减料。韩师傅说，这是他和另外一位鞋匠用了一整夜时间赶制完成的。

　　布鞋拿回来后，周恩来穿上高兴地说：“很好嘛，布鞋养脚啊！”

　　那天下午4点钟，金日成由邓小平陪同走进医院的客厅，周恩来清瘦苍黄的脸庞上露出了多时不见的笑容，穿着平底宽大的布鞋，高兴地迎上前和金日成亲切地握手。开始金日成神情很沉痛，久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不安地上下打量这位重病的老朋友。后来他被周恩来那乐观开朗的情绪感染了，渐渐地露出了笑脸，和周恩来开心地谈笑起来……

纪委 · 发表于 2011-10-17 07:51:38

周总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75年12月，周恩来的病情开始恶化,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20日凌晨,周恩来清醒过来后,精神稍好了一点，他叫秘书立即打电话给负责台湾工作的罗青长,请他尽快来医院。

　　等罗青长赶来时周恩来又晕睡了过去。等了一会儿，周恩来清醒了一些后，高振普弯下身子对他说，总理，青长同志看您来了。高振普给罗青长搬了把椅子，让他坐在周恩来身边。罗青长看见周恩来那消瘦的面容，伏下身子强忍着眼中的泪水与总理交谈。那时，周恩来说话的声音已经断断续续，非常微弱，罗青长听起来很吃力，有些话听不清楚。高振普着急，顺势弯下腰，耳朵紧贴在周恩来的嘴边，周恩来讲一句，高振普抬起头来转一句。这样反反复复的持续了20多分钟。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台湾问题。因为周恩来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高振普不懂，罗青长对高振普说，你只管“翻译”就行，内容我都知道。谈话中，周恩来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份题为《速记简报》的文件，过去在延安时就出过差错，造成了不良影响。恰在这时，**又批评了外交部的另外一份简报，周恩来提醒罗青长和有关部门今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总理都病成了那样，还牵挂着这样一个具体问题。

　　后来曾不断有人问高振普，周总理到底工作到了什么时候，高振普说，周总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的精神状态突然间非常好，眼睛一直睁得很大，也没有睡意。

　　第二天早上，高振普走进病房，周恩来看见他点了点头。就在高振普刚走出病房不到几分钟，应急电铃（1月4日刚安装的）突然响起，顷刻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快步跑进病房，内科医生陈再嘉看着心电图急得哭了起来。此时，周恩来的血压已急剧下降到了0，心电图已经成为了一条直线……

　　高振普说，总理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是那样的突然。李先念同志是听到消息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他站在总理遗体面前，老泪纵横。我把他扶到了沙发上坐下。又过了一会儿，中央领导陆续都来了，邓小平同志带领大家走进病房，向周总理默哀告别。等他们退出后，医生们便开始整理房间和总理的衣物了。此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悲伤的心情了,一下子扑倒在床前，轻轻地抚摸着总理的头发和脸颊，拼命呼喊着“总理呀，总理”，放声痛哭。3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做过多少场回忆总理的报告，这一幕我不敢轻易去讲、轻易去回忆。那个场面我永世难忘。

　　邓大姐说：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

　　没有了周恩来的西花厅充满了悲伤，大家一个个含着热泪准备为周恩来送行。这时，邓颖超口述了一份电文，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邓颖超说：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一笔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这样，亲戚们在接到电报后都遵照邓颖超的意思没有进京，只有一位亲属因为没接到电报到北京来吊唁，邓颖超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从周恩来去世那天起，邓颖超就每天都要向他献上一个鲜花花圈。当时，北京的气候很冷，鲜花几乎无处可买，花店就每天从广州空运过来一批鲜花。当广州方面知道鲜花是邓颖超为周总理买的，曾坚决不收费，但邓颖超不依。她对秘书赵炜说：“这笔钱，你一定要付。”悼念周总理那几天，邓颖超买花一共花了480元，她怕不照她的要求办，坚持要亲自看过发票才放心。

　　紧接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为周恩来准备衣服和骨灰盒。

　　高振普去问邓颖超准备什么样的衣服，她明确地告诉高振普，不要做新衣服，要选总理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的最好的衣服。工作人员找来找去，周恩来穿过的所有的衣服，包括内衣和内裤几乎都有补丁。最终，他们选中了一套周恩来冬天穿的灰色中山装，虽说旧了些，但没有补丁；一件布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这几件衣服，有的穿了几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几年。当他们把衣服选好后请邓颖超认定时，邓颖超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新的旧的都一样，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医院。多年为周恩来看病的老医生韩宗琦打开包一看顿时就火了，他气愤地冲着高振普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高振普说，听着他的这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总理是怀有深厚感情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怀有同样的心情呢？

　　随后，高振普、张树迎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两种骨灰盒来，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较多，价钱较贵；另一种便宜，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的那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喜好买那种便宜的。不想那便宜的当时只剩两个，一个掉了一块漆皮，一个是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点费劲。挑来挑去，选择了那个漆皮完整的，他们想骨灰装进去后是不会经常打开盖的。

　　回来后，高振普和张树迎便向邓颖超做了汇报，并请她过目。岂料她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纪委 · 发表于 2011-10-17 07:55:45

邓颖超说，谢谢你们俩为恩来同志服务到最后

　　出殡的日子到了。1976年1月11日下午4时30分，一辆扎了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恩来总理的遗体缓缓由北京医院开出。灵车徐徐碾着长安街铅灰色的路面，由东向西驶去。“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此时，长安街成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的十里长街。

　　灵车行驶途中，高振普轻轻地把窗帘拨开个缝隙，向外望去，他看到，成千上万的首都群众，扶老携幼，默默垂泪，里三层外三层地站立在街道两旁，这自发组成的送葬长队蜿蜒了数十里。这哪里是血肉之躯的“人墙”，分明是用热爱人民总理的深厚感情，用中华民族的坚强脊梁铸起的一条牢不可破的“万里长城”啊！

　　邓颖超和赵炜坐在后面一辆总理生前用过的专车上，她让司机加快点速度，说天太冷，好让外面的群众早点回家。

　　然而，前面的灵车依然走得很慢，也许是司机不想把周总理尽快送走，也许是他也想到要让群众多见一眼周总理……车缓缓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这段路程平时只需半小时，这次却足足用了1小时35分钟。

　　灵车在漆黑的夜幕里抵达了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自周恩来去世后，火化场的工人们就把火化炉修整一新，挑选出最优秀的工人。可谁也不愿意亲手把周总理送进火化炉，更不愿意去扳动那重似千斤的电闸。

　　高振普、张树迎和乔金旺始终守在火化炉旁，忘记了看手表，几点开始火化，几点骨灰出炉，谁也没记清楚了。火化结束，他们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点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清扫出来，还从骨灰里捡出了皮鞋底子上的铁钉，皮带上的铁套头，以及假牙的铁托子，现在这些东西只剩下烧焦发黑的小铁疙瘩了！随后，他们捧着骨灰盒和邓颖超送的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

　　1月12日上午，邓颖超就把高振普和张树迎、赵炜叫到她的办公室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并由小张和小高你们俩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高振普和张树迎一听就急了，觉得任务太重，怕承担不了，他们说由他们去撒周总理的骨灰，不合乎中国的传统，总理是有侄子侄女的，他们是周家的后代，应该由他们去执行。其实从内心说，他们并不愿意把周总理的骨灰撒掉，更不愿意自己亲手去撒，这样做，感情上实在承受不了。但邓颖超克制住悲痛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感到高兴，高兴的是恩来总担心我不能替他办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了。我很想亲自去撒，但目前条件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也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你们俩是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会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这也是你们为恩来办的最后一件事。”她还说：“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起初，邓颖超让高振普他们三人一起去找一找，看哪个地方可以撒骨灰，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

　　1976年的北京似乎特别寒冷，尤其是在数九的天气里，到处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啊？他们三人驱车在北京附近察看了玉泉山、八一湖和京密引水渠几处地方，都觉得不理想，因为大部分河段都结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点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会在不远的地方聚集起来，再说就这样把骨灰随随便便地一撒也对不起周总理、邓大姐和全国人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他们三人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下午回来后，便把看的几处地方如实向邓颖超汇报了，同时提出建议应该报请党中央寻找一处合适地方。

　　最终党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汪东兴具体部署了这项任务，指定由罗青长、高振普和张树迎等4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

　　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便带领着高振普他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在那里，她亲手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小袋里，还不时地拿起一块遗骨仔细地看看。邓颖超含着泪水说：“恩来，我完成了你的遗愿，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看到高振普他们在流泪，她又说：“要化悲痛为力量。”

　　这一天，虽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总理的骨灰什么时间送走，在什么地方扬撒，但人们还是早早地站满了西长安街两侧，每一个人都想最后再送周总理一程。然而，由于邓颖超一再强调保密，不要再惊动群众，车队只好从人民大会堂西北门出来，上了长安街后一直往东开，等到群众发现时，车队已经走远了。

　　这一晚，好像老天爷也知道要送别周总理似的，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夜空格外清澈。在通县机场，一架“安二”型飞机正等在那里。高振普他们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飞机。邓颖超、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和秘书赵炜一直站在冰冷的土地上静静地目送着他们，邓颖超挥手向周恩来作最后的告别。

　　飞机在不断升高，高振普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可能是知道了要撒周总理的骨灰，驾驶员也在不断地抽泣着！按照计划，他们在北京城区上空撒下了周恩来的第一包骨灰。周恩来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时骨灰既可以飘向水面，又可飞向长城内外。然后，飞机向天津飞去，借着月光，他们把第三包骨灰撒向了海河。在黄河入海口，撒下了周恩来最后一包骨灰。

　　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这象征什么？象征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的胸怀，也象征着周恩来永存的生命！北京是周恩来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密云水库曾经留下周恩来洒落的汗水；天津是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生生不息的生命河流，周恩来的灵魂由入海口向着更博大的怀抱飞升！

　　一直到16日零时45分他们才返回了机场。整个过程近4个半小时，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其他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周恩来生前遗愿和邓颖超的重托。

　　上午9时，高振普和张树迎去西花厅向邓颖超汇报。她已等候在门口，张开双臂把他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高振普和张树迎心里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三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听完汇报后，邓颖超走到周恩来的空骨灰盒前对他们说：“恩来同志生前十几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今后也支持我这样做。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节省一个。”

　　亲山亲水归大地，生生不灭为人民。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连最后的骨灰也撒向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奏出了周恩来人生观的千古绝唱。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遵照她的遗愿，工作人员用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把她老人家的骨灰带到了天津。邓颖超的骨灰伴着缤纷的花瓣融入了奔流不息的海河。

贴身警卫高振普忆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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