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段初生 于 2011-9-12 22:0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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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 a0 y$ w1 Y' f( K G6 {) N" T这个决定把皖南事变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缺乏警惕,在皖南事变中处置失当,对新四军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但从一系列的电报看,毛 泽 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缺乏警惕。 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取得反击韩德勤的黄桥战役胜利后,冯玉祥在重庆通过周恩来提醒我们注意蒋介石的**阴谋,1940年11月13日,毛 泽 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一天,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也说:“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1月15日,毛 泽 东指示:“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1940年11月21日,中央给叶挺、项英的指示还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这就是说,我新四军北移是有条件的,你不停止江北进攻,不给开拔费就不走。但国民党不肯答应这些条件,双方僵持不下。如果拖一个月是12月21日,拖两个月就是1941年1月21日了。 1940年12月25日,就是在新四军军部北移前一周,毛 泽 东还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虽然第二天(12月26日),毛 泽 东等接获周恩来从重庆的来电,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发了严令北移的电报,项英接电后作出不顾一切按中央指示立即北移的决定,但为时已晚。因此,把迟迟不北移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项、袁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例如“丧失**员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等等;把项英说得一无是处,把这两位革命家的功绩一笔抹煞。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最后一条写的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是在党的七大直至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对项、袁错误都没有进行议处。那么,当年那个决定还算不算数呢? 以上这几个问题,起草《项英》条目的同志,也认为很值得研究。但是这些观点当时无法得到多数同志赞同,更难得到某些权威的认可。因此,1982年春天在一次讨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问题的会议上,我向主持会议的胡绳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记得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姜椿芳、刘尊棋等20多位同志参加这次会议。军队方面有军事科学院的胡兰芝、蒋凤波和我三人参加。我原以为《项英》条目如何写的问题不容易解决的,但出乎我预料,经验丰富的胡绳同志,只用几句话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说:“我们编的不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吗?那就简明一点吧,后面这一段就不要写了。”就是把关于项英的错误完全删去。我很乐意采纳这一方案,与会其他同志也没有反对的意见,这种改法就算通过了。 但是项英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久,我们接着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项英以前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毛 泽 东之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少不了《项英》的条目。 这回不是“简明”的了,到底应该怎样写项英呢?按当时的分工,总政治部干部部的编研室负责编写《人民解放军人物》条目,我是这个分支学科的副主编;南京军区编研室负责编写《新四军军史》条目,王辅一是《军史》分支学科的副主编。他对新四军的研究比我更深入,我与主编周之同商量,约请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项英》这个条目。王辅一不但欣然同意,而且从此一头扎进关于项英的研究中,写出了48万字的《项英传》,对项英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受到新四军许多老同志和广大读者的称赞。 王辅一撰写的《项英》条目,肯定了项英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指出了他在皖南事变中缺乏警惕,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的损失负有责任。这个评价与当年的决定差别很大,为慎重起见,我们送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条目的每一段都写了肯定的批示,他在关于皖南事变的一段旁批注:“这个评价看来可以了。”他看后又转给胡绳,请他再“仔细斟酌一下”,胡绳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研究后,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当的”。与此同时,杨尚昆、余秋里等也表示同意这个条目。 但是,1987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有些人又出来说胡耀邦的批示是错误的。有个知名的作家,还写了《皖南事变》小说,沿袭当年决定的调子,而且虚构了许多情节,在项英身上泼了许多污水。这本小说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出版,广为发行,引起新四军许多老同志的愤怒。在舆论压力下虽一度停售,但仍在上海获奖。 1998年5月1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出席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讲话,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称颂“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迟浩田是代表组织讲这番话的,到此应当说对项英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此后拍摄的《新四军》等电视剧,仍然按当年的片面决定,歪曲和贬低项英。我与王辅一向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反映意见,听取意见的同志表态很好,但《新四军》等电视剧依然丝毫未改,继续上演;《皖南事变》小说也继续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