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段初生 于 2011-9-12 22:07 编辑 7 a" M: B B9 V& a0 a
+ ^1 W/ J- d4 T& @( U这个决定把皖南事变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缺乏警惕，在皖南事变中处置失当，对新四军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但从一系列的电报看，毛 泽 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缺乏警惕。 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取得反击韩德勤的黄桥战役胜利后，冯玉祥在重庆通过周恩来提醒我们注意蒋介石的**阴谋,1940年11月13日，毛 泽 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一天，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也说：“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1月15日，毛 泽 东指示：“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1940年11月21日，中央给叶挺、项英的指示还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这就是说，我新四军北移是有条件的，你不停止江北进攻，不给开拔费就不走。但国民党不肯答应这些条件，双方僵持不下。如果拖一个月是12月21日，拖两个月就是1941年1月21日了。 1940年12月25日，就是在新四军军部北移前一周，毛 泽 东还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虽然第二天（12月26日），毛 泽 东等接获周恩来从重庆的来电，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发了严令北移的电报，项英接电后作出不顾一切按中央指示立即北移的决定，但为时已晚。因此，把迟迟不北移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项、袁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例如“丧失**员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等等；把项英说得一无是处，把这两位革命家的功绩一笔抹煞。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最后一条写的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是在党的七大直至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对项、袁错误都没有进行议处。那么，当年那个决定还算不算数呢？ 以上这几个问题，起草《项英》条目的同志，也认为很值得研究。但是这些观点当时无法得到多数同志赞同，更难得到某些权威的认可。因此，1982年春天在一次讨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问题的会议上，我向主持会议的胡绳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记得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姜椿芳、刘尊棋等20多位同志参加这次会议。军队方面有军事科学院的胡兰芝、蒋凤波和我三人参加。我原以为《项英》条目如何写的问题不容易解决的，但出乎我预料，经验丰富的胡绳同志，只用几句话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说：“我们编的不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吗？那就简明一点吧，后面这一段就不要写了。”就是把关于项英的错误完全删去。我很乐意采纳这一方案，与会其他同志也没有反对的意见，这种改法就算通过了。 但是项英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久，我们接着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项英以前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毛 泽 东之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少不了《项英》的条目。 这回不是“简明”的了，到底应该怎样写项英呢？按当时的分工，总政治部干部部的编研室负责编写《人民解放军人物》条目，我是这个分支学科的副主编；南京军区编研室负责编写《新四军军史》条目，王辅一是《军史》分支学科的副主编。他对新四军的研究比我更深入，我与主编周之同商量，约请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项英》这个条目。王辅一不但欣然同意，而且从此一头扎进关于项英的研究中，写出了48万字的《项英传》，对项英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受到新四军许多老同志和广大读者的称赞。 王辅一撰写的《项英》条目，肯定了项英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指出了他在皖南事变中缺乏警惕，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的损失负有责任。这个评价与当年的决定差别很大，为慎重起见，我们送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条目的每一段都写了肯定的批示，他在关于皖南事变的一段旁批注：“这个评价看来可以了。”他看后又转给胡绳，请他再“仔细斟酌一下”，胡绳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研究后，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当的”。与此同时，杨尚昆、余秋里等也表示同意这个条目。 但是，1987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有些人又出来说胡耀邦的批示是错误的。有个知名的作家，还写了《皖南事变》小说，沿袭当年决定的调子，而且虚构了许多情节，在项英身上泼了许多污水。这本小说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出版，广为发行，引起新四军许多老同志的愤怒。在舆论压力下虽一度停售，但仍在上海获奖。 1998年5月1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出席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讲话，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称颂“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迟浩田是代表组织讲这番话的，到此应当说对项英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此后拍摄的《新四军》等电视剧，仍然按当年的片面决定，歪曲和贬低项英。我与王辅一向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反映意见，听取意见的同志表态很好，但《新四军》等电视剧依然丝毫未改，继续上演；《皖南事变》小说也继续重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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